沈葆桢与林则徐之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王开林，原题为：《林则徐曾为沈葆桢“一字师” 两人系舅甥翁婿关系》
清代诗人沈德潜论诗，有这样的断语：“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如果诗离“真处”尚差咫尺呢？一字之易就不可缓行。中国诗歌用字极简，炼字极精，一字之易往往会使意趣发生微妙的质变，这种类似于郢人斫垩的斧正，既需要巧思灵感拍马驰援，也需要事理逻辑和精神境界为之辅翼。
唐代诗人贾岛咏得佳句，却拿不准“鸟栖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与“鸟栖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哪个更强。他正在“推敲”之际，神思恍惚，竟冲撞了大官员韩愈的车驾。后者毕竟是一代文膏，不仅不加怪罪，还为他定稿为“鸟栖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空灵、静谧和神秘都齐全了。
五代诗人郑谷为诗僧齐己改《早梅》诗，将“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改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道减法题做得妙，“一枝”抢先，可见其早。中国古人的逻辑训练通常都是不及格的，郑谷却让事理逻辑派上了用场，因此难能可贵。
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于宋仁宗明道年间被贬谪至睦州，他为东汉隐士严子陵建造祠堂，并作《严先生祠堂记》，深致敬意。文中有四言歌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写成此文，慎重起见，请好友李泰伯把关。李泰伯学问精深，为人诚恳，他对《严先生祠堂记》的立意和行文都很欣赏，唯一提出的商榷之处就是“先生之德”的“德”字，他认为略嫌直白浅狭，不如将它改为“风”字，“风”有风范、风采、风流之意蕴，有飘逸、隐逸、闲逸之韵味，更切合严子陵的身份和作为。范仲淹读完李泰伯的回书，对这一字之易极为认可和佩服。
明朝才子张岱在《夜航船》中也记载了一个改诗的故事。萧楚读到张咏诗句“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当面直言“恨”字不妥，应改为“幸”字才恰当。天下太平，家国祥和，这是幸事才对，又何恨之有？萧楚的言外之意是：你老兄厌倦天下太平而希望人间多事，这种英雄情结并不可取。张咏是个明白人，对萧楚的委婉批评深为感激，立刻拜他为“一字师”。
晚清封疆大吏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年轻时，即长于书法，善于吟咏。有一次，他作《咏月诗》，得妙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为自得。林则徐也欣赏这两句诗，但他品咂再三，总觉得诗境受到了局限，美中不足，于是他提笔改易一字，变为“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诗境顿显开阔，意味也更加深长了。中国读书人重诗教，因为诗可以言志，林则徐借机教诲沈葆桢，这岳父大人当得好，“一字师”也当得好。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就是说，无分地位高低，年龄大小，只要谁所言得当，即可为师。臧克家将毛泽东的词句“原驰腊象”改为“原驰蜡象”，是一个范例。大教育家陶行知认一位小学女生为“一字师”，则更加有趣。陶行知写过一首赞扬某小学的打油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校在。”一位八九岁的女生读了这首诗，对诗句“大孩自动教小孩”不以为然，她认为大孩能教小孩，小孩也能教大孩，何况大孩、小孩在长辈眼里一律是小孩，没有区别，所以这句诗应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才算妥当。陶行知听完她的批评，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夸赞这位聪明的小女生是他的“一字师”。
“一字师”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一字之易使诗文的才思、意义、神韵、境界都有了欢快的交集，有时要将佳作提升为精品，省此一举还真不行。
刘勰在《文心雕龙·炼字》中有个明确的说法：“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这就说明，最传神的某个字似乎具有隐身功能，即使是范仲淹那样的高才，也需要“一字师“从旁提点，何况才智远不如他的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