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有分为濂、洛、关、闽四大派，这应当是从地域上的分法。濂指的是濂溪，故濂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洛指的是洛阳，因为二程长期在这里讲学；关指的是关中，这是张载的主要讲学之地；而闽指的是福建，这是因为朱熹长期讲学于福建的建阳等地。
对于这个并称，后世多有使用，比如清儒张伯行在《濂洛关闽书原序》中说：“宋兴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间，张子笃志力行关中，学者与洛人并，迨至朱子讲学闽中，集诸儒之成，而其传益广，于是世之言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而以邹鲁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
张伯行在这里简述了宋代理学的状况，他是从周敦颐讲起，而后又提到了另外三派，最后他总结到，这四大派所传者就是真正的孔子之道，也同样是上古三代的思想结晶。
张载撰《张子全书》十五卷，清乾隆四十八年临潼宋廷蕚刻横渠书院藏板本，书牌
用地域来划分理学派别是否合理，在此暂且不论。这里则主要讲讲其中关派的代表人物张载。从个人履历看，张载能够独创一派跟几位重要人物有一定的关系。张载的父亲张迪原本在朝中任官，后来任涪州知州，在任上病故。当时张迪的两个儿子尚很年幼，张载15岁，张戬年仅五岁，而他们的家乡远在开封。那个时代从四川的重庆返回开封，路途遥远而艰难，两个孩子跟着母亲陆氏，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了开封，这个过程十分不易。
当他们走到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前方发生了兵变。路途被阻，他们只能住在横渠的大镇谷等待。没过多久，身上的盘缠就快花光了，于是母亲陆氏就跟两个儿子商量，决定把张迪的灵柩在当地找个地方安葬。又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将张迪安放在了大镇谷迷狐岭上。自此之后，陆氏就带着这两个儿子在大镇谷定居了下来，于是张载也被后世认定为陕西人。
张载一家定居于横渠之后，张载一边在此为父守孝，一边到离村北约十里地的崇寿院读书。多年之后，张载考中了进士，前往朝中为官，后来又辞官返回横渠镇，在崇寿院讲学。他的返回得到了蓝田吕氏兄弟的帮助，他们对崇寿院进行了扩建。张载去世后，这里又成为其弟子们祭奠他的祠堂，再后来，这里就被称为了横渠书院。
张载撰《张子全书》十五卷，清乾隆四十八年临潼宋廷蕚刻横渠书院藏板本，卷首
张载在少年时代曾跟一位叫焦寅的人学习兵法，那时朝廷正训练军队准备跟西夏开战，而范仲淹当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这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张载听说之后，专程跑到延州去找范仲淹，虽然他当时年仅21岁，却给范仲淹上了平戎策。
范仲淹肯定觉得这位年轻人很有理想，但他的出兵建议也一定有些幼稚。于是范决定启发这位年轻人走上正路，《宋史·张载传》中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告诉张：你要好好学习，去做一位儒生，不要琢磨打仗的事。范让张回家读《中庸》。
张载祠的文保牌
关于张载见到范仲淹时的年龄，《宋史》上说是21岁，但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在其所写的《横渠先生行状》中却说：“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究竟是18岁还是21岁？张立文在《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经过一番考证，他的结论是：21岁。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之后开始苦读。然而他读了《中庸》等儒家经典后，还是觉得不过瘾，《横渠先生行状》中称：“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门口全景
此后，张载又开始读佛教及道教典籍，等他对此读熟之后，感觉到从佛、道两家中仍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真理，于是反过来，他又开始研读儒家的《六经》。这一读，读出了名堂。后来他前往首都开封，竟然能开堂讲解《周易》。《二程集》中的《河南程氏外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
看来，张载讲课的姿态很有大师范儿，他竟然坐在虎皮椅上。一般而言，坐在虎皮椅上者大多是军事长官、元帅将军级的人物，这可能跟张载年轻时学过兵法有关吧。但某天，二程兄弟来了，跟张载探讨《周易》。第二天一早，张载就让他人把椅子上的虎皮撤走了，而后跟身边的人讲：我平时给你们所讲的《周易》，其实并不正统，昨天我跟二程探讨了一番，发现他俩才是真正懂《周易》的人，我可比不上他们，你们还是跟着二程去学习吧。之后，他就卷起铺盖卷从洛阳返回了陕西。
张子故里碑
对于这段记载，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那时张载已经38岁，而程颢26岁，程颐25岁，这么小的年龄是否有了如此成熟的思想，这一点值得推敲，更何况以上的那段记载是出自二程的弟子，故其所言的客观性受到了后世的怀疑。然而张载去世后，关学没有洛学那么发达，更为重要者，是张载最著名的弟子吕大临，在张去世后又转拜二程为师，所以关学的一部分弟子后来都归属了洛学。也正因如此，后世有一种说法是张载曾经跟二程学习。
二程著名弟子之一的游酢，在《明道先生书行状后》中有如下的说法：“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既而得闻先生论议，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犹以书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动致问。先生为破其疑，使内外动静，道通为一，读其书可考而知也。”这里所说的“明道先生”，就是程颢。
游酢明确地说：程颢在年轻时，张载就拜他为师了。张载原本很看重自己的学识，而自他遇到了程颢就不再教徒弟，并且放弃自己的学问专心跟程颢学习。
显然，这种说法另有深意在，如果张载曾经跟二程学习过，那就意味着关学虽然自成一家，但它却出自洛学，而这种说法的出处之一，竟然是吕大临给其师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此《状》中有这样一段话：“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其学而学焉。”
这里说张载于宋嘉祐二年前往开封考进士，他在此见到了二程，而后一同探讨道学，一番交谈之后，张载放弃了自己的学说，转而跟二程去学习。
关学思想文化展
可能是这句话说得有些过分，故《行状》的另一个版本将此话改为：“乃尽弃异学，淳如也。”虽然这句所改没有再说张载跟二程学习，但也同样是张见到二程后，放弃了自己的旧说，而后学问才变得纯正。
对于这种说法，朱熹替张载打抱不平，《伊洛渊源录》卷六小注中引用了朱子的说法：“按《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然《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也。⋯⋯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朱子在这里说关学出于洛学是杨时的说法，朱子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朱子是从关学和洛学的学术思想相异着眼，他认为张载能够自成一家，其只是受了二程的一些影响罢了。
张横渠手植柏
以上说法，除了朱熹，余外的都是二程的弟子。程门弟子中，最著名者乃是吕大临、杨时、游酢和谢良佐，这四人并称为“程门四先生”，故而这一类说法基本上都是出自程门弟子。
那么，二程是怎样的态度呢？《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中载有如下一段话：“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
张载雕像
这段话乃是小程所言，针对的就是吕大临在《行状》中所说的“见二程尽弃其学”，小程在这里引用了他哥哥的话。因为张载是二程的表叔，所以大程说表叔当年跟他们探讨学问，只是各有各的观点，不应当说表叔曾经跟自己学习。大程看到吕大临的这个说法后，曾嘱咐过吕把这段话删去，没想到小程再看此书时这句话还存在，于是小程就指责弟子们说：这种做法太肆无忌惮了。由此可见，作为当事人的小程都不承认张载曾拜他兄弟二人为师，那么程门弟子的那一系列说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张载的这趟开封之行颇为顺利，他见到了二程，并在一起探讨了学问，而更重要者，他在这一年还考中了进士，本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跟张载共同考中进士者，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张载在朝中为官时期，正赶上王安石搞变法，张载的弟弟张戬虽然比哥哥小十岁，却比兄长早四年考中进士，当时张戬在朝中任监察御史。
张氏兄弟都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但张载说话比较婉转，而张戬却跟王安石针锋相对。《伊洛渊源录》卷六中记有这样一段事：“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人不笑之者？’旸叔（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看来张戬当面就驳斥王安石，一点儿面子也不讲。而后张戬被乏官外放，张载觉得自己必受株连，于是就借口有病而辞官，返回了横渠镇。
张氏父子三人墓
张载回到横渠后，一边教学一边苦读，《行状》上称他：“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经过这一番深度思考，他终于在熙宁九年的秋天，写成了一部重要的书《正蒙》。对于此书的来由，《行状》上又称：“熙宁九年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出示门人曰：‘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