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
我国前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全国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流亡。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旋一股愤激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比较，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前史最光辉的一页，一个弱国，由于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前史上最漆黑的一页。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北齐兵，威震全国。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彻底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流亡，饱经艰险，终究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光辉，仅是稍纵即逝。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疏远伍子胥。当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专心灭吴，吴国亡在日夜。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行将发作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的毁谤，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怎么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能够兴国，一个人之死能够亡国，这便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向都是这样。
人为什么不寻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我国的前史上，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相同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咱们都不喜爱。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可贵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兔死狗烹
全国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认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比较，略见差劲。一篇“班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北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贿，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班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壮的吴国，没有这种特殊的、艰苦卓绝的精力是不可的。但仅有这样的精力还不可，还需要大智慧。特殊的精力更兼特殊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合力攻敌，成就了大工作。勿以成败论英雄，前史上成功的不知好多。范蠡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他的成功，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
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脱离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喽啰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祸患，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脱离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办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商鞅变法
我国前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利了，使咱们我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前史机会。究其失利的原因，是保存派的实力过于强壮。在这个保存的国度，要改变祖先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由于不只有超人的胆识，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赏格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所以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由于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所以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便是说不准吃大锅饭。
新法很难履行，由于咱们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可，自上犯之。“刑其傅令郎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识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今日的变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履行难。法令假如不能履行，便是一张废纸。“法之不可，自上犯之。”假如今日也有一个大公无私的商鞅，变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由于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终究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我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在环境，非常偏远、阻塞。被华夏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结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由于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凄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流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抓住，受了车裂之刑。向来的变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西方人喜爱别具一格，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创造出来。咱们我国人爱崇老的，喜爱旧的，但凡祖先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别具一格，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错综复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移动移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变革者与既得利益者终究是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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