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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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编者按
最近，一组载有朱子格言的明清时期文化楹联惊现于世，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瞩目。朱熹的这篇格言短文读来可谓振聋发聩，极具文史和哲理价值。楹联所载朱子格言全篇共有十长句，涉及的历史人物多达二十人。本文为朱子格言解读第九讲，着重阐述短文第九句：“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无此服习。”
01
人生在世，面对复杂的社会，不可避免地，每个人都会呈现出多面性。但是，为人处世，跟写文章或拍电影的道理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其鲜明的原则或标签。
鲁迅
譬如，说起鲁迅和他的文章，人们想到的是他对国民的批判性；提及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影迷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电影中对饱和色彩的迷恋和运用。总之，在万花丛中，总能找到一朵最鲜艳的小花。
做人也是一样，不管一个人的性格多么复杂，在他人心目中总会有一个最突出的形象标签。
君子之道，用以衡量人格高度的品行参数何其庞杂，再完美的君子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只要一个人牢牢抓住了一两条值得称道的为人准绳，把它变为自己的处世原则加以恪守，便就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品行标签。
俗话说“做人不能没有原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谁也做不到处处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但只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做到言行一致，身体力行，那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具备了君子的形象或标签。
朱子格言说：“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意思就是说，刘忠定和范忠宣这两个北宋儒臣名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处世原则。
其中刘忠定的处世原则是一个字的，到底是哪个字，朱熹没有明说，我们后面再谈；而范忠宣的处世原则是遵守“忠”和“恕”两个字，具体内涵我们也留到后面再谈。每个人的处世原则各有不同，这点无可厚非。
朱熹说的这句话，最大的意义是告诉世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为人原则或君子之道，并加以遵守。
02
我们先来说说“刘忠定谨告诫一语“。刘忠定，本名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读易老人，“忠定”则是他过世后的谥号。
刘安世画像
刘安世这个人，并没有做过高官，但却是北宋后期赫赫有名的良臣，为什么？因为刘安世做过左谏议大夫，在谏官任上以直谏敢说闻名，在监督和批评皇室方面，他活脱脱就是一个“老炮儿”，他的存在，在昏暗的北宋后期朝廷，堪称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当然了，也正因为刘安世敢于说真话，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的官职一直升不上去；不但升不了官，而且屡遭打压。实际上，刘安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被贬官或流放中度过的。
对于偏远之地，北宋时期素有“八州恶地”的说法，而刘安世在其中七个地方都待过，可见其受打压程度之深。
然而，尽管刘安世一辈子受打压，但他却受到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高度敬仰，并被后世儒学界追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刘安世一朝为谏官，一辈子都坚持谏官的原则作风：说真话，不说假话；敢说敢言。
用一个字来诠释他的处世原则，那就是“诚”字。“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这个“一语”，指的就是刘安世的“诚”，一个字的君子之道或原则。
那么，到底又是谁“告诫”刘安世为人处世要“诚”，以至于他一辈子都敬守这个原则呢？“谨”，有恭敬之意，意思就是说刘安世恭敬和遵守别人告诫他的这句话：“做人要诚。”而告诫刘安世的人，正是他的老师——北宋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儒重臣司马光。
司马光
说到司马光，不得不提到他和王安石的变法之争。王安石坚持变法，政治风格比较激进；而司马光强烈反对变法，政治观念属于保守派。
两派之争由来已久，今天王安石得势，新政措施铺天盖地；明天司马光上位，新政内容尽数废除；后天改革派的徒子徒孙重新得势，王氏新政又重新出炉……
王安石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政治纠葛：两派变法之争，持续并影响北宋政权格局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属于那个朝代的几乎所有名臣都受到了波及；如何站队，是每个人必然要做的选择。刘安世也不例外，理所当然地，他属于司马光派系的人。
刘安世1048年出生于河北魏县。他的父亲刘航早年在朝廷做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却是进士出身，所以结交了一些有见识的名士。
受父亲影响，刘安世幼时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不但见识广博，而且经常跟父亲的那些名士朋友坐而论道。由于刘安世敢说，而且对时局颇有见地，大人们都下结论说：“这孩子是个异人，以后不得了。”
刘安世果然不同凡响，1073年，他考中了进士功名，但却不愿意做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修为还不够，还想再多读几年书。当时正是司马光落魄的时候，他为了躲避王安石的政治排挤，居住在洛阳写《资治通鉴》。于是刘安世就跑去拜司马光为师。
刘安世到底从司马光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
一是他跟司马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政治上追随他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是司马光郑重其事地教导了刘安世一件事：“做人要遵守一个诚字。如何做到诚？你首先要从不乱说话开始。要么不说，要说必说真话，假话坚决不说。”
刘安世想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在大人面前夸夸其谈，很多都是浮夸之语，不禁羞愧难当。从此以后，他奉司马光的教导为做人之原则，处处以“诚”字为范。
03
1086年，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历来赏识司马光，所以司马光回朝做了宰相。司马光联手高太后，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政，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在此不再赘述。重要的是，受司马光的提携，刘安世也入朝做了谏官，这对刘安世来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本来刘安世对入朝做谏官是深有疑虑的，他心里明白得很，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一名合格的谏官，必然要敢说敢言、敢作敢为，否则就是失职，而且如果遇见不平之事保持沉默或说假话，也有违我做人的原则：为人要诚嘛。但是坚持说真话，不免冒犯皇室的人，搞不好哪天就灾祸临头了。”出于自保的心理，刘安世去找母亲商量，准备以在家孝敬母亲为由，推辞谏官之职。
关键时候，刘安世的母亲鼓励了他：“做一个敢说敢言的谏官，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你父亲想做都没得做，你怎么能推脱呢？为了报效社稷安生，你尽管去做，哪怕你有一天因言获罪被流放了，我也会跟着你走。”听了母亲的一席话，刘安世终于没有顾虑地出任了谏官，从此开始了以“诚”为先的言路生涯。
大胆言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刘安世心中存有一个观念，认为自北宋开朝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臣的子弟后代都自动回避显贵的职务，这是优良传统；如今世风日下，越是权贵人士，他们的子嗣也往往居于高官位，这很不合理。所以刘安世参奏的第一大板就是：“希望削弱权贵子弟的地位。”
这一谏言，可谓打击了一大片。高官子女做高官，的确有些是靠关系上位的；但也有部分是受家庭环境影响，得到了读书考功名的真传，所以不能说高官的后代就一定不是人才。譬如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本身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入朝为官并官职宰相位的。
被参奏的人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改革派人物：章惇与蔡确，都隶属于今福建人。首先他们都是王安石的拥趸，如今高太后要废除新法，本身日子不好过；其次这两个人算是老乡，又是前朝政治元老的后代，确有牵涉一定的裙带关系。所以在刘安世等人的参奏下，章惇与蔡确，连同范纯仁等人，都受到了牵连，被贬官或流放。
如果说刘安世之前的谏言都是针对大臣，那么后来他又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皇室。宋哲宗十四岁那年，皇宫发布告示，准备在民间选取奶妈。
刘安世一听，这事不对劲啊：“要说皇帝还小吧，他已经十四岁，本人不需要吃奶；要说皇帝成人了吧，他才十四岁，离生儿育女还早呢。反正眼下横竖用不着奶妈。莫非以选奶妈的名义，选取民间美女供小皇帝淫乐？”他想到这，心急如焚地跑到高太后和宋哲宗面前谏言：“选取奶妈之事，万万使不得呀。皇上还年幼，不要让他亲近女色。应该引导他多读诗书。”刘安世说的这番话，理论上应该说没毛病，都是真话；但这种真话，有点刺人。
刘安世的这次参奏，让皇室挺下不来台的。本来嘛，皇室子女的行事逻辑，本来就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看待。皇室给足了刘安世面子，悄悄取消了选取奶妈的计划，但宋哲宗的心里已经有了不高兴的种子。
刘安世的谏官历程，当然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期间不乏种种凶险与跌宕。总之，刘安世的谏官风格，可以用一个绰号来形容：“殿上虎。”意思是，他在皇室大殿上不畏风险，以敢说敢做闻名。
后来范纯仁恢复了相位，为了避嫌，高太后就不再让刘安世做谏官了，但坚持把他留在朝中：“刘安世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下来。”
又过了几年，宋哲宗完全独立了，高太后垂帘听政成了历史。宋哲宗的政治观念，跟他的老子宋神宗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改革派的人物又一次纷纷崛起，章惇等人上位，成了宰相级的政治大拿；而司马光派系的人士，纷纷遭殃，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被流放。至于刘安世，则成了章惇等人的重点打击对象。
04
章惇
先说章惇这个人，他的报复性人格是历史上有名的。他当上宰相后，先是把刘安世贬官至英州（即今广东英德），后又流放到广东梅州。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不是。章惇最想做的事，是置刘安世于死地。
他先是派了一个使者去海南处置一个罪臣，并让使者“路过”广东梅州，跟刘安世会面。会面的目的，就是让使者想办法逼迫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本着“好死不如赖活”的想法，对章惇的威胁不予理会。
章惇一计不成，干脆使出大招：他破格录用了一位判官，派他去杀掉刘安世。这位杀手级的判官，立功心切，快马加鞭，一路不歇赶往梅州。本来刘安世已经从梅州地方官口中提前得知了消息，但他为求个心安理得，并不打算躲避判官，准备从容赴死。谁知那个判官杀手过于奔劳，竟然猝死在半路。就这样，刘安世又躲过了劫难。
贵为宰相的章惇为何胆子这么大，屡次想私下里弄死刘安世？原因很简单：宋哲宗也记恨当年的“奶妈事件“，他根本不在乎刘安世这个人。所以，章惇很快又心生另一计：打算借宋哲宗之手除掉刘安世。
宋哲宗
后来，宋哲宗废除了第一任皇后孟氏，扶正宠妃刘氏为皇后。章惇跟宋哲宗说：“皇上，当年刘安世反对选取奶妈，就是为了阻止当今的刘皇后入宫。”这一把火挑拨得很旺盛，宋哲宗决定新恨旧仇一起算：下令把刘安世抓起来押解到京城受审。
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在刘安世押解途中，宋哲宗自己却暴毙身亡，他的弟弟宋徽宗匆匆上任。宋徽宗又是一声令下：大赦天下，刘安世被安然释放。
此后刘安世一度境遇好转，恢复了官职身份。但好景不长，不久有一个叫蔡京的人升任宰相。此人也是福建人，跟章惇、蔡确是老乡。刘安世早年也是得罪过蔡京的。蔡京虽然不至于置他于死地，但对刘安世也是百般打压，先后把他流放到峡州等地。刘安世直到老死，也没能再回到京城。
总结刘安世的一生，他经历的官场凶险可谓数不胜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讲真话，敢说敢言，触动了势力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无论身处何种险境，刘安世不改初衷，践行为人至“诚”的处世原则，所以受到了儒学界的追崇。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刘安世讲真话，反倒受到打压？岂不是好人没有好报？”显然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
◆ 首先，在历史封建朝廷下，忠臣或清官受打压、奸臣得势，是普遍的规律，这是由封建政治体制决定的；
◆ 其次，讲真话是君子之道，属于圣贤级别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实用主义层面的处世技巧，不宜用现实世界的得与失来衡量；
◆ 其三，人生于世，一辈子讲真话并不容易，正因为难，才显得可贵。唯因如此，刘安世的“诚”，才具有了划时代的引导意义。一个社会，当大多数人都能讲真话时，讲真话就不再是个负累，而是美好世界的氧气。
值得一提的是，刘安世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儒学门派“元城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元城学派”的文化之魂，恰恰就是刘安世一生主张的“诚”字。发源于“诚”，衍生出诸多儒学主张，这便是“元城学派”的哲学体系。
《元城语录》三卷
为人之“诚”，道义的核心是一个字。受此启发，“元城学派”对数字“一”情有独钟，认为“儒释道神，其心皆一”。 元城学派总结儒家精髓说：“居家，惟是尽一孝字；居官，惟是尽一廉字；立朝事君，惟是尽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以一字箴言传世。
因此，朱子格言说“刘忠定谨告诫一语“，其根本的要义是发源于“诚”，引申为勤、孝、廉、忠等一字箴言；刘安世和他的“元城学派”，对为人处世的原则或君子之道，贡献了诸多的“一字经”。这是“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这句话最大的历史价值意义所在。
05
我们再来看朱子格言说的“范忠宣遵忠恕二字”这句话。
范忠宣就是范纯仁，“忠宣”是他的谥号。在上一讲《朱子格言》中，我们已经详细解读了“范纯仁不言人非”，说的是范纯仁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体现的是他为人宽厚的一面。
那么，紧邻的两句话，朱熹为什么要重复提及范纯仁这个人呢？而且他说“范忠宣遵忠恕二字”，虽然“忠恕”的字面意思跟“不言人非”有区别，但本质上体现的是范纯仁的同一种人性特质：即范氏为人厚道。
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范纯仁的厚道是出自于他人性深处的本能，也就是说他天生就是这么个厚道人；他绝不是出于追求君子风范的考虑，有意地或技巧性地刻意要求自己厚道，即他的厚道丝毫不存在心术层面的考量，而是天生的本能。
因此，他“不言人非”也好，“忠恕”也好，都是为人厚道的体现。像范纯仁这样的人，翻遍北宋上下，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因此朱子格言重复搬出范纯仁来，用于教导世人要厚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范忠宣的“忠恕”，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从汉语字面去解读，“忠”者，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所谓“忠恕”，就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其实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语境中，“忠恕”是一个出现频率相当之高的词语。
◆《论语·里仁》记载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朱熹《论语集注》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通过以上古代儒学文化对于“忠恕“二字的解读，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忠恕，强调对人对己要平等视之，通俗地说就是“将心比心”。
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总结其核心精髓：“仁者爱人。”所以说，“忠恕“是仁者固有的品德。范纯仁一生谨遵“忠恕”二字，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显然已经超越了厚道人的本色，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圣贤的境界。
鉴于上一讲我们已经对范纯仁的生平做了大致的解读，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不再赘述他的人物生平。在此仅讲述范纯仁的两件小事，以佐证他的“忠恕”本色。
范纯仁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担任知州。古时候这个地方民风比较彪悍，再加上此地经常闹饥荒，所以偷盗抢掠的现象比较严重。
上任之初，有同僚闻知范纯仁生性宽厚，所以早早给他打预防针：“乱世要用重典，您可千万别用宽厚待人那一套治理齐州，否则的话违法乱纪的事会更严重。”因此同僚主张对于情节严重的盗抢犯，予以砍杀；情节较轻的，也要长期关押。
对此范纯仁有不同看法，他觉得：“人性都是宽容的，唯有人性化执法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一味严惩，毕竟不能持久，一旦松懈，反而激发凶暴的反弹。”
于是范纯仁下令对监牢里关押的大批偷盗犯们施行保释制度，凡是缴纳罚金的，予以释放；但在释放之前，犯人要在官府广场接受他的公开劝诫。所以范纯仁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有些盗抢犯本来是生还无望的，如今能够重启生活，无不感恩戴德，纷纷表示愿意悔改。至于做好了长期坐牢准备的轻型犯，如今得以保释出监，也是如释重负，不愿再重蹈覆辙。
事实证明，范纯仁的“忠恕”举措实施以后，齐州的盗抢案件发生率下降了大半不止，一时被引为奇迹之谈。这也是范纯仁后来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重要业绩资本。
在前一讲我们说过，范纯仁由于处在北宋历史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变法之争的夹缝中，他虽然生性厚道，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是，他的站队，仅仅是政治理念层面的站队，而不是从利益角度去站队，更不是从情感上去站队。
范纯仁亲笔书写的座右铭——忠厚仁恕
范纯仁曾经受过王安石派系的政治迫害，一度被贬官下放，后来他受益于司马光的提携，成为朝廷重臣，但他从不愿意全盘否定王安石，反而极力维护王安石新政的合理部分。这就是他为人“忠恕”的表现。
再后来，范纯仁又受到了司马光派系的排挤而被流放，当王安石的徒子徒孙们重新得势上位后，范纯仁照样不愿意说司马光的不是，而是处处说他的好。这也是他为人“忠恕”的结果。
总之，范纯仁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相对独立于派系之争，不愿随意攀附谁，这是他人格独立的体现，也是他“忠恕”的秉性使然。
因为，依他的厚道人本色，他实在做不到为了政治利益，把任何一方的政治人物批判得一无是处，更做不到对别人下黑脚。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迫害别人，这正是范纯仁的“忠恕”原则。所谓推己及人，范纯仁是真正的“仁者爱人”典范，总愿意想着别人的好。
范纯仁曾经说过：“我平生所学，得益于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结交同僚朋友，确保宗族和睦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
《戒子弟言》宋.范纯仁
他还告诫自己的子弟或晚辈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意思是说，即使是愚笨到了极点的人，要求别人时都是明察的；即使是聪明人，宽恕自己时也是糊涂的。如果能用要求别人的心思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思宽恕别人，就不用担心自己达不到圣贤的境界。
后记
刘安世的“谨告诫一语”，强调的是为人要“诚”；范纯仁的“遵忠恕二字”，强调的是做人要推己及人，对人对己平等看待。这两者分属于不同层面的君子之道，但朱熹为什么要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说呢？
盖因君子之道包罗万象，不可能人人做到一致，但重要的是，有着儒家智慧的人，应当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悟出适合于自己且符合儒学道义的处世原则，并把它当做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加以遵从或恪守。如此，便能树立起属于自己的君子风范或形象标签。
朱熹格言楹联，抄录并制屏于明清时期，现收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格言全文如下：
虞舜能顺亲之心，曾参能养亲之志，吾人不可无此孝思。
大禹有昌言之拜，元公有吐握之勤，吾人不可无此恭逊。
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
韩琦不责碎玉之胥，刘宽不叱飜羹之婢，吾人不可无此度量。
赵清献公无事不可告天，司马温公无语不可对人，吾人不可无此光明。
杨伯起却暮夜之金，罗一峯拒奔楼之女，吾人不可无此正大。
韩淮阴甘受胯下之辱，蔺相如谨避廉颇之威，吾人不可无此舍忍。
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无此服习。
苏季子引锥刺股而自奋，司马光员木为枕以自警，吾人不可无此勤苦。
文字：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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