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每在红绿交通灯前慨叹：只劝大家忍让，我们哪能自由自在地驾驶?就算有了交通灯制度，如果大家不遵守法规而讲忍让，依然会阻塞交通。我们虽然难有十全十美的法规，但却可以利用它把忍让大量减低。我觉得：自由、忍让、民主的法治三者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
1．胡适引述某史学大师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先生再三强调自己也有同样的感想。他越想越觉得这话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甚至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①。
评析：自由是我们的目的。如果真的象胡先生所说：“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则容忍就是我们要达到自由的手段。试问哪有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之理?例如：没有药吃就不会痊愈。但是，哪有吃药比痊愈更重要之理。如果我们把“容忍”看做一项德目，具有内在的或绝对的价值(综观胡先生全文，似没有此意)，则不只“自由”是目的，“容忍”也是目的。纵使这样，以我国数千年来重容忍而轻自由的历史来说，我们也难于接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在民主的地区，人民的自由是靠民主的法治来保障的。在非民主地区，只有人治或非民主的法治，人民的自由全无保障，需要靠权势者的容忍和恩赐。(要注意：“领导者”、“统治者”和“权势者”须严格区分，不可混为一谈)。这时如果人民还要讲容忍，则往往会鼓励权势者更加横暴，反而招至更多的不自由、不民主。所以，与其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不如说民主的法治是自由之根本。而民主的法治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容忍得来的。胡先生在前后两篇文章中大谈容忍而绝口不提民主法治，这不是开倒车吗?这些话竟然会出自一位“自由民主”大师之口，真令人惊讶。
2．胡先生自述他十七岁的时候已是一个无鬼无神论者，发出消除迷信疑众与惑世诬民的理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来“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他自觉这就是他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自承他的那时完全没有想到《王制》那一条经典的历史意义，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条经典可以用来禁止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
评析：《西游记》与《封神榜》是文学创作，大概不是要用来惑世诬民或迷信疑众吧?如果我们把这一条经典中过于严厉的“杀”减轻为“禁制”、“驳斥”等，则是对的。至于决定哪些是迷信疑众的言论，则最须要诉诸理性的判断。再者，最重要的就是，少年时代的胡先生，他的不容忍，只是限于言论上的，别人大可以反驳的讨论，哪能真的“杀人”!
3．胡先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容忍他发表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他，把他关在监狱里，或把他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他居然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所以他自己总觉得也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他的容忍。即是之故，他自己虽不信神，但也能诚心地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评析：如果胡先生早三四百年出生在欧洲，可能会遭受伽利略式的命运。没有前人积极去提倡，没有前人冒死去争取，今天的宗教信仰自由绝不会实现；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今天这种自由绝不能维持于不堕。今天胡先生不被掷石，不被关在监狱，和不被烧死，与其说是信神者的容忍和施恩，毋宁说是受到民主法治的思想、风气和制度的荫庇和保障。所以，与其感激信神者，毋宁感激历史上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自由的斗士!至於是否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都值得敬重，那要看它们对社会的利害而定，不应像胡先生那样：“一竹篙打尽一船人”!
4．殷海光读了胡先生的文章后，批评说：“自古至今，容忍总是老百姓，被容忍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胡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权势者说法，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说容忍，我们已是容忍惯了。”②(黄按：我们重提分辨“领导者”、“统治者”和“权势者”的重要性!)
胡先生仔细想过殷先生这番话之后，提问说：“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有政权有兵力的人还是我们这班拿笔杆的人?胡先生认为：“拿笔杆的人和有政权有兵力的人同是有权势的人；拿笔杆的人可以用文章赢取社会上一部份人的好感、同情，和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可怕的危险力量。”他又指出：“拿笔杆的人因为有此力量，才会受到不合理的压迫、甚至‘围剿’。”他的结论是“拿笔杆者是有权势的人，而且也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评析：胡适先生在这里轻轻地把“权势”和“影响力”混为一谈，不知是出於一时糊涂还是用心良苦，以致发出这样的谬论。我们认为“权势者”是指那些能够抓人坐牢和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人；拿笔杆的人只能靠文字来说服和影响别人，绝没有能力去抓人坐牢或置人于死地。二者有天渊之别!所以我们应该说：有政权有兵力的人有权势，而拿笔杆的人则只有影响力。况且，在民主的社会里，容许言论自由。言论公正者，可会有多人信服；而言论乖谬者，可会被人唾弃，二者皆与权势无关，而看个人立论的根据是否充分，态度是否诚恳，背境是否清白，为人是否公平正直?我们总不能说这样会形成一种可怕和危险的力量，充其量只是权势者才感到危险和可怕。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以文比文”而要“以武比文”?真金不怕火炼!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只有替权势者说话的人才准发表言论，全无是非黑白可言。只有这种言论所形成的力量，才是可怕和危险的。又何况，有权势者一不容忍，往往能扼杀自由民主，甚至可置人于死地。但拿笔杆者不容忍，至多只是影响一些缺乏批判能力的人，而且常会受到别人的批判与反驳。执巨棒的权势者之不容忍，和执笔杆者的书牛之不容忍，二者所产生的后果有云泥之别，怎可能相提并论，一视同仁!
5．胡先生举出而且只举出了两个容忍的例子：例一、约翰·喀尔文等人起来革新宗教，原是出于不满意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当喀尔文掌握了宗教大权之后，又渐渐地走上了不容忍别人批评的路上去了，居然把一个敢独立思考、敢批评喀文尔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活活的烧死。例二、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不容忍也是常见的。陈独秀曾经这样说：“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评析：胡先生举出的，竟然都是“自打嘴巴”的例子!从例一看，不容忍的还不是权势者?我们还不是应该多向他们说容忍?这还不是证明“掌握大权”之后，才会走上不容忍的“杀人”之路，扼杀了言论自由?从例二看，拿笔杆者不容忍，如果背后没有权势支撑，哪能扼杀言论自由?单纯在文字上表示不容忍，哪能阻止别人的反批评?
6．胡先生说，他要说的，就是这两句话：“第一、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也包括拿笔杆的穷书生。第二、因为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绝不可滥用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力要用得恰当。他还引用毛子水所主张的：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活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胡先生又引用毛子水的话：《礼记》上有两句话说，“情欲信，辞欲巧。”意即内心要诚实，但是说话也要巧。从前有人因为孔子看不起“巧言令色”，要把这个“巧”字改为“考”字(意即确实可考)，其实原有的“巧”字意思很好，不必改。胡先生对毛先生的主张甚表赞同。
评析：胡先生不去劝权势者学习自由民主之道，请他们多点修养，习惯听些不顺耳的说话，反而去劝拿笔杆的人学习臣子向皇帝说话的那一老套，这又是一种开倒车的论调。让我引述雷震一些话作为比较来作结尾：“这几年来，由于政治风气败坏，而国事日益危急，我们的心情，特别感到焦虑与沉重。因此，我们执笔论政的时候，有时不免过于坦白率直。因为过于坦白率直，对于被批评的人，难不犯‘直而无礼’之失。另一方面，越是官僚社会，越会舞文弄墨，说起话来吞吞吐吐，下起笔来转弯抹角，一味揣摩意旨，只知趋吉避凶，专门写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文章。谁也不会得罪，谁也不得要领。……我们明知政府有了错误，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批评，我们是犯了见义不为的过失。我们说话务求坦白率直，决不指桑骂槐，也不绕圈子。既不转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坦白率直的说话，才是达到民主政治的要件。须知绕圈子讲话，说话的人既煞费心机，而听话的人又须摸索玩味，倒不如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孰是孰非，大家一目了然。……中国人过去对皇帝上书，先要说上一大套恭维奉承的话，然后归到本题，说出他自己的诤言谏语。在民主政治的时代，实在不应该再用这太陈旧、太落伍的一套。我们的态度，就是实实在在，明明朗朗，不必花言巧语，不可口是心非。我们确实相信：民主政治之建立，乃至真正舆论之建立，需要大家拿出坦白真诚的态度，然才能达成。”
后语：胡适和殷海光是两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民主自由”大师。于50年代末，他们论争民主自由问题，当即引发了雷震、毛予水等学者为文热烈反应③。当时我们“殷海光派”看到胡适这样“开倒车”的论调，大为不满；但是也有另些“赞成派”，毕竟胡适很具影响力，而我国传统是习惯盲从和信权威的。事隔数年，我为文批评胡适先生的观点而支持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思想④，一时赢得不少好评和殷老师的欣赏。遗憾的是，这时胡适先生已经逝世，无法再听到宝贵的“自辩”，唯有让他的支持者作答了。
民主自由问题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多年以来，许多大陆学者着文研讨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近年来，我也在大陆多个着名杂志和刊物发表了十多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希望能引发论者的讨论，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今天重读我这篇批评胡适先生的文章，觉得它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需要说明与补充，但其基本论点仍是当今人们关注与讨论的重要热点问题，仍有引发人们思考与讨论的价值。为此，借本杂志一席之地重新刊出，以期得到更多人的了解与讨论。我本人也很愿意在这个研讨中进一步系统阐释自己的“民主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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