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
由于
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作为翰林公，他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工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
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咨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工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
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副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
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期待，也不讨厌。在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
辛亥革命，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副对子说得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