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梁启超、鲁迅、柏杨等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都进行过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写了很多非常犀利，读起来都会感到脸红的文章，这些文章把中国人国民性“坏”的一面写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之中，我认为鲁迅先生的总结和归纳最为深刻、最为发人深省。
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贡献是总结和批评“坏”的部分——他总结和归纳了“冷漠”、“民族主义”、“自私自利”、“欺软怕硬”、“多疑”、“看热闹”等特点并进行了辛酸的批判。
国民性这个概念源于欧洲，是National character的汉语翻译，又可以翻译为民族性格。所谓国民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文化共同特点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典型性格特征。国民性有积极（好）的一方面，也有消极（坏）的一方面。
今天我们把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放在一边，来聊聊希腊人的国民性。了解希腊人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希腊人，也有助于我们在希腊的生活和创业。
到目前为止，在我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受到希腊人有“乐观”、”热情“等积极（好）的国民性，也感受到了希腊人”不守时“、”散漫“等消极（坏）的国民性。对于我和生活在希腊的华人而言，认识和了解希腊人的国民性，只是刚刚开始。
我找到了一篇2013年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你或许从中窥见希腊人的一部分国民性。
霍庆川
2019年5月13日于希腊雅典
本文来源：纽约时报
发布时间：2013年8月8日
欧元危机的核心是两种道德观的冲突
希腊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雅典抗议裁员
希腊卡里弗斯——有人指出，德国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增长是对良好行为的回报。这种美德包括节俭和不负债。不言而喻，按照这种观点，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
希腊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它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一个分支。“腐败”和“裙带关系”等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充满道德意味的词用来描述希腊的行事风格很贴切，但对于希腊人而言，遵守规则是愚蠢的表现。如果政客们都是腐败的，那么个人诚信的目的何在呢？希腊人认为，与其把道德与物质利益混为一谈，相信“红包”(fakelaki)和“贿选”(rousfeti)要好得多。
与欧元危机相关的事情很多，包括它还让人想起一条古老的格言：草率结婚后悔多(Marry in haste, repent at leisure)。但欧元危机的核心是南北两种道德观发生了危机。
当年，正是德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反对罗马教皇的腐败、售卖赎罪券的行为以及教皇赦免罪恶的权力，从而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这个著名的案例体现了北方的正直与南方的放纵、冷冰冰的严谨与温暖阳光下的弹性之间的对抗：让人类遵循高度道德标准的努力与一个把人类的不可靠性作为出发点的体制之间的冲突。
几个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一种试图把信仰新教的北方国家和信仰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南方国家统一起来的货币，一个是经过宗教改革的欧洲，而另一个则没有。麻烦在所难免。
在希腊，正如行政改革和电子政务部长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在采访中告诉我的那样，体制是这样运行的：“各政党利用政府各部来回报自己人。大交易就是政党为了换取选票，在公共部门给人们谋一份职业。但是这个体制需要资金支持。只要资金还在流动，借贷比较容易，就没有问题。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提高效率，你别无选择。”
当年担任行政改革和电子政务部长的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2016年当选希腊新民主党主席，他有可能在今年10月份举行的大选中获胜，成为希腊的总理，期待他能上位并带动希腊的改革和发展。
一旦你在公共部门获得了一份工作，如希腊人所说，你就“安顿好了”(accommodated)，或者用意大利语来说，就是“到位了”(sistemato)。不论在希腊还是意大利，这都意味着你已经一辈子进入了一个体制，在体制内，你的工作量不会多，可更早享受到可观的养老金，或许还能因为给别人帮忙而得到一两个“红包”，此外，你还可以利用大量空闲时间承接别的工作，额外挣些钱。
这是一种富有弹性但效率低下的组织形式。它与南北共用一种货币的制度也是格格不入的。
有魅力的45岁政治人物米佐塔基斯曾在哈佛大学(Harvard)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受过教育，我们可以把他看做一个正在尝试弥合欧洲南北道德鸿沟的人。作为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的保守党派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 Party)的成员，他最近接受了或许是希腊最艰巨的工作：整改公共部门。“改革是困难而且痛苦的，”他说。“我时常睡不好觉。不过，这是必要的。”
根据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协议，该国必须在明年年底前在公共部门裁员1.5万人。在此之前，截至今年9月，希腊必须把1.25万人转移到一个“流动计划”，给他们8个月的时间在另一个政府部门找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之后会有另外1.25万人进入这个计划）。米佐塔基斯必须执行这项任务的大背景是，希腊经济正在经历他所称的“除战时经济以外前所未见的”收缩。左派和右派（新纳粹主义的金色黎明党势力在激增）都怒不可遏。夏季的平静过后，希腊将引来一个愤怒的秋天。
然而，米佐塔基斯仍相信自己有强大的民意支持。“看，自从危机爆发以来，私营部门已有130万人失业，而公共部门迄今基本上无人被裁。由于改革受阻，对私营部门征税和出台惩罚性措施被当作一个替代选择。沉默的大多数支持这项改革。我国的政府部门实在太大了——而且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也没有纪律行动，很多人都是通过后门进入工作岗位的。有的雇员在监狱里还在拿薪水。”
他举起自己的移动设备，上面是把一名雇员从一个省级小镇调到另一个小镇的文件。他的亲笔签名就在文件上——上面还有其他15个签名！这样的官僚制度令人窒息，而且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源泉：在这么多签名中，有一些可能是需要花钱买的。
“我们可以让同样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兑现我国的承诺，”米佐塔基斯告诉我。“但是我们的债权人必须明白，眼下的主要风险在于他们尝试更多举措——任何征收所得税的进一步企图都是行不通的。紧缩政策的实施有些过分。本月，当我国总理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这将是他要传达的主要讯息之一。”
欧洲必须弥合它在道德上的鸿沟。希腊人不妨把经济学当作伦理来学。德国人也要明白，把紧缩当作经济工具是有局限的，此外，利用财政赤字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不是罪过。欧元也是一个道德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