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 金元之际）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之后运用绝句形式比较系统地阐发诗歌理论的著名组诗，他评论了自汉魏至宋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学观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第一首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这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写这组论诗诗的动机、目的和标准。元好问以《诗经》的风雅传统为“正体”，认为汉乐府和建安文学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他针对宋金诗坛上的一些弊病和“伪体”盛行、汉魏诗歌传统的淆乱，以“诗中疏凿手”为己任，要在纵览诗歌创作的历史中正本清源，区别正伪，使之泾渭分明，从而廓清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二首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有“清拔之气”。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第三首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第四首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这首诗是元好问评晋代诗人陶渊明。出于对当时诗坛雕琢粉饰、矫揉造作诗风的反感，元好问评论晋代诗人陶渊明时前两句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崇尚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真淳而无雕琢之弊。陶渊明的诗句自然质朴不假修饰，剥尽铅华腻粉，独见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隽永、万古常新的永恒魅力，是元好问心仪的诗的最高境界。如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归田园居》等都体现了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艺术特征。
第五首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这首诗评论了西晋正始诗人阮籍。阮籍所处时代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姑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事情，世人以为阮籍狂、痴。但元好问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块垒”，认识到了阮籍诗中的真情郁气（“高情”）。元好问认为阮籍的诗笔纵横，如长江奔流，神与俱远，正是他高尚情怀、胸中不平之气的表现。这说明元好问认识到了写诗须有真情实感，反映了他对阮籍狂放品格的称许，对阮籍在黑暗统治下隐约曲折、兴寄深远的风格也是肯定的。
第六首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第七首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这首诗评论了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歌》描绘了开阔壮美而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风光，有豪放刚健、粗犷雄浑的格调。元好问重视民歌，前两句他肯定、推崇这首民歌慷慨壮阔深厚的气势，推举它不假雕饰而浑然天成。
后两句点出了中原文化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敕勒本是北方一个游牧民族名称，居住地方在敕勒川（今山西北），元好问认为，看《敕勒歌》的产生和风格，是中原的慷慨豪迈的气魄传给了阴山下少数民族的艺术作品。《敕勒歌》表现了我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第八首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第九首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
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第十首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
第十一首
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第十二首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这首诗评论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李商隐易于感伤、内向型的性格和心态。除了一些针砭现实的政治诗，其咏物抒情诗（包括爱情诗）往往情调幽美，善于把心灵世界的朦胧图像，以比兴、象征、用典、暗示等隐约曲折的方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表现出朦胧多义的特点。元好问引用《锦瑟》中的诗句，正是因为《锦瑟》一诗词义隐晦，聚讼纷纭，多种笺解，似都难以服众。在这首诗中，元好问表达了对李商隐诗歌含情深邈的向往，同时也对难以索解表示了遗憾和讽刺性的批评。
第十三首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这首诗是批评卢仝的追求险怪的诗风。中唐时追求险怪诗风的主要是韩孟诗派。韩愈的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景物；展开丰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诡谲的构思，创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为诗，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就生，因难见巧。韩孟诗派开一代诗风，在创造出雄奇险怪的意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难免流入另一种险怪艰奥，拼凑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卢仝受到韩愈的影响，诗作过于好奇逞怪。元好问否定了这种诗歌风格，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
第十四首
出处殊涂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
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
这首诗批评重山林隐士诗轻贱台阁仕宦诗的现象。方回《瀛奎律髓》崇尚“格高”，即古代知识分子所谓嶙峋傲骨、孤芳自赏的精神风貌，认为台阁仕宦都是脑满肠肥、道貌岸然、功名利禄熏心、仁义礼智满口之徒的卖弄学理、琢句雕章以欺世盗名，往往偏重江湖道学，或有借以自重。元好问借质疑三国时华歆掷金的典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
第十五首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这首诗是赞扬李白的诗歌及其才识。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想落天外，气势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语言流畅自然，诗风豪迈飘逸；杜甫的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在诗歌格律、炼字、奇崛等方面对后世的韩愈、孟郊、江西诗派等都有重大影响，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问崇尚的是雄浑自然的风格，对于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这里元好问以 “总为从前作诗苦”而“憔悴”杜甫来反衬李白笔底银河，奔流直下，一气呵成。另一方面，元好问认为李白不光文才卓异，而且也是象鲁仲连一类的人物，关注现实，有政治才能，不为官而周游各地，排难解纷。
第十六首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第十七首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虽苦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頀音。
这首诗是批评拘忌声病以成诗的人。讲究声律是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诗歌的音乐美、节奏感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格律规定过于细密，过于雕琢，拘忌于声韵等形式，就会使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风格，不满那些对声律音韵过于雕琢的作品。后两句，元好问举出元结耽爱山中自然水声的例子来说明，即使没有人为配制音韵曲调的自然之声，也如天籁之音美妙。
第十八首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第十九首
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第二十首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这首诗是论及柳宗元与谢灵运，主要是论柳宗元，是说柳近似于谢。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诗人，他政治失意，纵情山水，肆意遨游，在山水中寻求慰藉，与当时“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相比，后人认为谢灵运的诗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风。元好问推崇谢灵运，认为柳宗元诗歌淡泊古雅，深得谢灵运之遗音。前两句在一起是说，谢灵运诗的风神容态，照映古今，后世诗人，谁能像柳宗元一样有谢客风容，并深有所得呢？后两句是说柳宗元的诗淡泊简古，如清庙之瑟，朱弦一拂，唱叹余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当年谢灵运寂寞心境的写照。
第二十一首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醻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
第二十二首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
第二十三首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第二十四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第二十五首
乱后玄都失古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第二十六首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第二十七首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这首诗回顾了宋诗的发展，批评苏黄后学抛弃欧、梅关注现实、平易自然的诗风。宋太祖到仁宗（公元960年----公元1063年）约100年时间里，文坛上总的倾向是承袭晚唐余风，内容单薄，文风华靡。尤以取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缺乏李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门模仿李诗的艺术外貌，只注重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工力。这种诗风一直到北宋中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继韩柳提倡古文进行诗文革新才得以扭转。因此元好问称“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其诗歌成就及流弊参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门人亦讳言是其门人，所以元好问说“讳学金陵犹有说”。但是苏黄后学、江西诗派不注重思想内容，一味求奇求变，连欧阳修、梅尧臣都废而不学，元好问责问批评了这种风气。
第二十八首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第二十九首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首诗是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陈师道的作诗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着意于锤炼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名句，意象清新，浑然天成，写出了盎然春意。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反对雕琢粉饰，因此这里称赞谢灵运的这个名句万古常新，进而讽刺陈师道闭门觅句，只是徒然浪费精神，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第三十首
撼树蜉蝣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这首诗是《论诗三十首》的最后一首，也是结束语。他自谦自己象蚍蜉撼树一样不自量力，只是书生一时技痒爱议论罢了。元好问在这组诗中基本按时间顺序评论了自汉魏到宋代的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针砭时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论诗三十首》作者介绍
元好问，生于公元1190年（金章宗明昌元年）8月10日，卒于公元1257年（元宪宗七年）10月12日 ，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末期、蒙古金朝更替之际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北方文坛盟主，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问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
元好问据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后代，其先祖相继迁居洛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等地。至元好问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时，又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诞生在忻州农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庭里。由于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没有儿子，元好问的兄弟有三个，他又是第三。根于中国传统，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后七个月时，就把他当做过继儿子，随即把他带到掖县县令任上。
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他十一岁时，元格在冀州任职，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又师从陵川人郝晋卿，博通经史、淹贯百家。到元好问十七岁时，元格被罢去陵川县令，但为了儿子的学习，他仍继续住在陵川，直到元好问十九岁完成学业，才带全家离开陵川 。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到并州参加府试，但榜上无名。此后在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九岁时，他又到长安参加府试，但这次又未中。
元好问二十一岁时返回故里，在离祠堂几十里外的定襄遗山读书，故而自号“遗山山人”。两年之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屠城十万余众，其兄元好古丧生。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
卫绍王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元好问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参加考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金朝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国家的危机，加上考试的失败，使他的情绪非常低沉。
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围攻、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准备将于秋天举行的考试。虽然考试又一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的机会，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贞佑五年（公元1217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又赴京赶考，仍未成功。
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便愤然不就选任。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到他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这次宏词科登第后，元好问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三十六岁的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期间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 [9] 。其后因母亲张氏身故，元好问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又应邓州节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移刺瑗投降，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
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 ，他在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
此后不久，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后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诰 。
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军围汴京，元好问被围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胁迫朝臣为自己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
金亡后，元好问随金朝大批官员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聊城等地，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行动也较为自由。
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秋，因其诗文名气颇大，耶律楚材倾心接纳元好问。可五十岁的元好问已无意出仕为官，其年重回家乡隐居，并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
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元好问觐见忽必烈，希望说服忽必烈尊信儒学，并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国。
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公元1257年10月12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
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
元好问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他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他对自己的诗才极为自信，有着与杜甫相提并论的傲气，有过“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诗句。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诗歌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
元好问他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留下词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词人。元好问词的内容不及其诗内容广大，但在金词坛却是题材最丰富的一家，艺术上以苏轼、辛弃疾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抒怀、咏史、山水、田园、言情、咏物、赠别、酬答、吊古伤时，无历不控。
作为金词坛现实主义词人，元好问的词笔首先是面向现实的。元好问多作怀古词，形式以长调为主，奇慨遥深，田园词则往往表现出恬谈、闲适的情趣。描绘山河壮丽、抒发爱国豪情，是遗山词一个重要内容。
元好问的水词之所以能如笔下山水那样顶天立地，在于它不仅是雄浑的山水画眷更有寄慨、壮思、理想自画卷中选出。即如此首下闻纯为感慨，词之内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词文上，元好问的爱情词是别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词》等。
元好问还写过小说，所著志怪短篇小说《续夷坚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无文和一篇内容残缺者外，实有一百九十七篇。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列子》的影响相当大。他继承和学习了《列子》、《搜神记》和唐代传奇、南宋《夷坚志》的志怪搜奇的传统。元好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宣扬有神论、天命论，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样，在于以小说存史和鞭笞社会的丑恶现象。《续夷坚志》记载自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年—公元1189年）至蒙古国蒙哥汗（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之间的种种传闻故实。内容除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者之外，还有不少是关于地理、历史、文物、医学、天文、艺术等的记载，于理解金元时代的实际情况很有裨益。《戴十妻梁氏》则记述蒙古统治集团的横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汤盘周鼎》、《救熏死》、《背疽方二》、《骈胎》、《测影》、《镜辨》、《驴腹异物》、《古钱》、《吕氏所记古印章》、《古鼎》、《泗州题壁词》，《稻画》、《华陀贴》等篇目，均有补于文、史及自然科学、艺术的研究。
元好问所撰散曲，今仅存九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元好问创制的《骤雨打新荷》散曲，元韧曾广为流传，为元散曲家赵孟頫等人所激赏。元好问是善于创制新曲的，如《三奠》曲自元好问创作后，刘秉忠、王恽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见元好问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里手，自成一家。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
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
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相当多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二百五十余人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金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据说他迄今流传下来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遗山乐府》（又名《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此外还有《遗山诗集》、《乐府》、《续夷坚志》等。传世《遗山先生文集》、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