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次达成的“道歉”协议，以及日本方面在“道歉”中的字斟句酌、步步为营，正如许多国际传媒和韩国民间人士所评论的，充满了功利和算计的考量。
尽管共同文告在形式上满足了韩国方面“政府对政府”的要求底线，也勉强提到日本政府的“痛感责任”，但文告中却以“当时”、“军方”等限定词，将实际责任和战后日本政府、甚至战时除军方外的日本其它方面远远切割开；尽管提到“谢罪”、“反省”，却并非以日本内阁，而是以安倍晋三本人“具衔列名”的“个人色彩强烈”的形式出现；尽管最终由日本政府出资，向此前一直拒绝作出赔偿的韩国幸存慰安妇发放了迄今人均数额最大的补偿金，却并非直接由日本政府向韩国慰安妇赔偿，而是采用了向韩国政府所设专项基金注资形式拨款；尽管韩方力图将“最终阶段”和“不可逆”解读为“日方不得反悔”，但从协议达成后短短几天内的日方言行看，后者显然宁愿将之解读为“慰安妇是非已了，韩方不得再作纠缠”——至少协议的确为如此解读留足了空间。
这样的“道歉”虽然被日韩两国政府以及在两国背后极力推动和撮合的美国政府渲染为“里程碑”、“具有历史性意义”，实际上较以往的相关协议并无实质性进步。
在韩国方面，日本政府“承认有责任并道歉”，早在1993年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讲话”、甚至1965年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为促使日韩邦交正常化访问韩国时就已实现，虽然此次由安倍晋三首相出面“谢罪反省”显得人事级别更高，却不仅带有更多“准个人色彩”，且如前所述，共同文告中的相关措辞远较“河野讲话”更含糊、更闪烁其词；虽然日方支付的赔偿金较1995年（幸存者每人300万日元）要多，但形式上甚至更倒退了一步——当时饱受指责的所谓“亚细亚女性和平基金”形式虽然是所谓“政府委托民间”，但终究还是“日本人赔偿给受害者”，如今却“退步”为日本人“援助”韩国机构、韩国机构再“援助”受害者，也难怪幸存的46名韩国慰安妇大多表示不满，强调“我们要的不是这种补偿，而是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战后日本官方曾多次针对不同国家就战争责任问题做出“道歉”，但不论对美欧或亚太国家，都竭力塞入种种功利、算计的私货，如最早的道歉（1957年）是针对当时有求于日本的缅甸，和在追究战争罪责方面不甚积极的澳大利亚；对中、韩等国的战争及侵略责任反省，往往根据当时日中、日韩关系的冷暖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而“阴晴不定”。不仅如此，战后多任日本内阁、首相往往或直接或委婉、或硬或软地试图以“向前看”、“合作共赢”，或用各种经济交换条件，“一次性买断”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和责任担当。
说到底，这种奇怪的局面既和日本方面的处处算计有关，更与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始终不愿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愿像其它二战中侵略国那样从根本上承担战争责任，发自肺腑地向战争和侵略受害国、受害者道歉，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关系，而这种心态又长期受到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的宽纵。无论怎样算计，怎样闪转腾挪，只要这种“反省但不彻底”的态度不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一页是断难就此“轻轻揭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