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有幸在陶渊明故里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昭明太子萧统的《陶渊明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仍是陶渊明本人的夫子自道，关于他本人的履历，语焉不详。
陶渊明显然不指望有谁会给他写悼词，也就不必留下写悼词的材料。要尽可能接近真实地想象一个古人，我觉得还是以他本人的文字为依据比较可靠：“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很难说这是个坐享其成的人；“……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活脱脱一个老村夫；“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不过是比乞丐多一点羞惭；“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贫穷困窘的情状再明白不过。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当了县处级又想当地厅级、省部级，甚至副国级，不当官了却又不亦乐乎地去社团争当主席，争当代表，争当评委，争当客座教授，当不上就上蹿下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任其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从经国谋略说到厕所装修，以至于面目可憎到让人连媒体也一并嫌恶起来，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事，有所谓的事是怎样看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鲁迅看不起隐士，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赞赏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何等自然。”鲁迅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同时也就给了陶渊明崇尚者一个难以达成的人生命题：自然。
当然，“有钱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很容易，却不合陶渊明的“高致”。与这可笑相比而成为可恶的是，一些恨不得天下风光占尽的利禄之徒，却总喜欢请人书了“岫云”、“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类挂在客厅里。
所以可笑和可恶，就因为：不自然。
自然是静穆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自然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自然是健全的生命活力。
自然是一种极度的简朴：“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自然也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自然是内在精神的富有。
自然是一种选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也是一种随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自然是独立人格，是不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复归本真，质朴自然，那不是一种勇气，不是一种牺牲，而实在是一种福气。
忽然想起“缘分”这个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也是有缘分的。偶尔翻一翻陶渊明的作品，那些平淡爽朗的句子不必太用心就多少能记个大概。而对同样发生于江西、同样是千古绝唱的《滕王阁序》，多少年来，我无数次咬牙切齿地下决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念不下来，更别说背了。念的时候，我总是很惊奇地在想：一个小小年纪的人，怎么会如此懂得阿谀奉承，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委屈心酸。多少有了些阅历之后，我才忽然发现，陶渊明和王勃根本就是两种人。倘若天假陶渊明以年，让他活到唐朝滕王阁落成的日子，即便受到“诚邀”，他大约也不会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自然也不会躬逢其盛的。而假使时光能倒退二三百年，别说自愿，就是差人解着王勃到当年的柴桑栗里那样的广阔天地去，那么躁动不宁却又敏感脆弱的一个才子会不会半路自杀都未必不是一个问题。
事情这就明白了：虽然都无疑是天才之作，但因为品格的不同而有了文章格调的不同。两相比较，如果不讲境界高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滕王阁序》对权力和富贵的艳羡和失落所体现的上流气味，造成了跟下层社会的心理距离——起码我是觉得很隔膜的；而平民诗人陶渊明，则首先就让我感到了亲切：“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期在必醉”；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去做了一个小官，稍有不顺就拍屁股走人；“常著文章”只是为了“自娱”，为了自己快活，跟喝酒一样，喝酒就是喝酒，就是馋酒、嗜酒、贪酒，就是爱喝，就是喜欢喝，就是往死里喝，喝个昏天黑地，一醉方休，不醉不休，醉了，哪怕是山林野地，倒头便睡，没的喝了，就去乞讨——“叩门拙言辞”，而不是为了弘扬酒文化，为了推动造酒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活就真真实实地活，写就自自然然地写，不藏着不掖着，不装神不弄鬼，不讨好不卖乖，不高调不吹嘘，不在乎官方民间圈里圈外在不在乎，不纠结出不出全集、上不上排行榜、拿不拿高版税，不操心获不获国家奖国际奖、有没有知名度、进不进文学史。
上述种种，当然不是我这样的俗物可以企及的。既然写作，就难免渴望发表，算计稿酬，闻捧场则喜，见批评则不爽。但把“活得真实、写得自然”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不说假话屁话，不谄媚卑鄙，不厚颜无耻，不害人恶心呕吐，还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