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刘廼强先生11月21日晚因病逝世，享年71岁，不胜震惊和悲痛！
此时香港紫荆花正开，而刘廼强这位勇敢的战士辞别了他深爱的故土。刘先生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派，曾担任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他是忠贞报国之勇士，具有国家战士的品格，他以顽强的意志奋斗不止，无畏冷漠，不为喝彩，顽强地维护国家民族立场，数十年来真诚地爱国爱港，2009年被港府授予银紫荆星章。虽然近十多年来深受病魔折磨，他仍以顽强的意志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国家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建言献策，是一代爱国者的楷模。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首梁振英发文悼念他是“爱国、正气的好榜样”。
刘迺强先生资料图
在国家大义上，刘先生嫉恶如仇，以笔为剑，近年来，他的一篇篇凝聚着赤子诚心和大智慧的文章鼓舞和启发了一代港人，他著有《小商人三十六忌》、《港人治港，行！》及《五星旗下的香港》等，直到生命最后，他还在关心国家之事。他的离世，成为一种独特的爱国精神符号，在“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中指引更多前行者。
近十年来，刘迺强先生身患重病，仍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发表一篇短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告慰刘迺强先生的是，在他离开前，我们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与西方的管理学比较》，此书正是他在癌症的折磨中从容执笔而就，他深入批判当前那些“现代性等同于西方”的流行思维和做法，提出中国管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与西方管理学“以物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完全不同，此书颠覆了我们对当代西方管理学的认识，提出要回归管理学的本源。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的管理之道，对我国管理学理论是重大突破创新，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计划从十一月开始，继续思考发声，另辟一个《丝语》系列，孰料此系列尚未开始，刘迺强先生就撒手人寰！人生在世，去若朝露。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紫荆花仍怒放在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刘先生的遗志后继有人，我们将接过利剑，继续前行！这也是对战士最好的纪念。
刘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存！刘先生千古！
以下摘自刘迺强先生遗著《中国与西方管理学的比较》：
对西方管理学的批判
心理学家通常会发现, 即使是出生并成长于外国的华侨, 对事物都会有比较全(holistic) 的把握, 这种性格上的特质也是由来有自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不一样, 是因为有其历史根源, 最早大概可以远溯到《易经》。这本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智慧最高峰的产物, 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圭臬, 其中的道理很抽象, 名词定义模糊不清, 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 但也从没有人敢挑战它。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几千年来已经受到无数后人的批判和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学问讲求形式逻辑和机械性的规律, 可以按部就班地学习, 而在中国做学问要靠文化氛围、个人修养和悟性, 属于艺术活儿, 光靠勤奋没有用。据说美国西点军校多年前已经开始教授《孙子兵法》, 但看美国人打仗, 根本就是对《孙子兵法》一窍不通, 他们毕竟缺乏中国的文化底蕴, 因此并不容易读得通《孙子兵法》。
另外, 对于中西医的比较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看西医, 先要确定挂哪个专科, 对于病人来说, 这是十分困扰和苦恼的事。事实上, 在西方的知识架构中, 如何根据病情做正确分科, 这本身也是一门学问, 在香港这叫作“ 普通科”, 有别于专门诊治某一种病的专科。在香港, 病人一般先看普通科医生, 得到初步的诊断和治疗, 如果解决不了问题, 再由普通科转介给有关的专科医生。与西医相比较, 中医认为病名只不过是一堆病症的通称, 重要的是辨证论治, 要看病症背后是什么系统性问题, 因此, 不能只“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 中国内地的中医西化了之后, 才开始做较严格的分科, 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医学”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了。在治疗方面也一样, 西药总是一样归一样, 有具体的化学名称, 有精确的分量, 什么地方有病症、是什么病, 就通过药的某一机理作用, 治那个病症、那个病。中药就复杂得多了, 一服中药就是十几二十种药材, 即便是《汤头歌诀》的常用种子药方, 也要有“ 君、臣、佐、使” 的基本搭配,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而且某一药方又可以治疗好几种外行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病, 很难像西医那么简单、说得清道理所在。光是一味“ 小柴胡汤”, 稍作加减, 似乎从治外感到抗肿瘤都十分有效, 足以钻研一辈子。
被称为“地产大王” 的潘石屹还有其他方面的有趣观察: “在饮食方面,东方人会用各种材料来煲粥煲汤, 有八宝粥, 有佛跳墙, 有杂碎汤, 各种炒菜中都可以配上肉。西餐用的材料就单一得多, 烤牛肉、烤羊肉, 肉是肉,菜是菜。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 西方有《雅典宪章》, 城市被分成功能区来规划和建设,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 每天奔波在几个功能区之间, 造成了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
把问题简单精细地界定后再聚焦应对, 是西方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模式(problem solving mode)。这是一种单向思维的模式, 背后假定的是我们主观设定的欲望(目标) 是正确的, 并且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循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终一定会成功达成目标。我们许多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 以为这样做是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 很有效率, 很了不起。其实, 在思维上, 它假定人定胜天, 英雄造时势, 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在方法上, 这恰恰就犯了“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错误。殊不知社会的事物, 包括管理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大都是一个整体的某一部分。问题的出现, 既有偶然的原因, 也有必然的原因, 许多时候不可能彻底解决, 也未必需要彻底解决。所谓“ 一法立, 一弊生”, 解决了一个问题, 又会有其他的问题产生, 解决了一个部分的问题, 也许其他部分的问题又突出了。因此, 许多时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往往越解决越复杂。我们国家学了西方那一套, 抓问题许多时候只抓问题的一个方面, 结果是“共产党, 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一抓就死,一死就放, 一放就活, 一活就乱, 一乱就抓”, 出现了不少折腾和反复, 也付出了很高代价。
近年来, 我国更是将什么都冠上“科学”的帽子, 从纯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已经成了泛科学化, 跟西方“分科之学” 的内涵分歧越来越大。比如, 已经写进党章中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对此, 外国人大都会看得一头雾水, 起码不会认为这与他们观念中的“科学” 扯得上关系。但是我国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对此完全没有理解上的困难, 而且至今还未有学者、专家挑战过它的“科学” 性。由此可见, 中国人对“ 科学” 的理解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西方主流认识论用的是形式逻辑, 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却是辩证逻辑。中国人明白我们碰到的问题只是系统性毛病的表征, 表征需要快速处理, 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真正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处理系统性毛病。而处理的方法、目标在于维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顺畅运作, 未必一定要把局部问题解决, 许多时候甚至无须刻意把病原彻底清除;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审时度势,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或松或紧、或刚或柔、或堵或泄、或解或化, 有时或许要搁一下、拖一下, 这才是处理人、财、事、物的应有态度。这是高超的管理艺术, 也是中国特色的王道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的贫乏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任何社会现象, 都是“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它的存在和合理性很大一部分源于它是从上一阶段发展下来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步一步回溯, 我们会发觉, 西方管理学的源头之久远可追溯到古老的奴隶制。① 西方文化中的“ 个人”, 说到底仍然是上帝的奴仆, 束缚于跟上帝缔结的合约( covenant) 之下, 要称上帝为“主” (Lord)。
……
我们管理自由人的方法与西方管理奴隶和士兵那一套方法完全不一样,随着我国管理经验的累积和管理思想的发展, 我国的管理理念走上了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简而言之, 我国的管理理念是把企业单位看作是家的延伸, 官、吏、差/ 上司、下属等与其说是垂直的层级, 不如说是家族成员尊卑和亲疏有别的模拟。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是短期和功能性的契约买卖关系, 而是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系是长期性的, 也是复杂和立体性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国民族的个性取向, 钱穆认为, 中国社会是“ 安而不强、足而不富”, 西方社会则是“ 强而不安、富而不足”, 中国人求安求足, 但不求强不求富, 于是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与和谐观念。如若与现代西方的管理阶层相对照, 那么在传统上我国应将其称为“士” 或“君子”。钱穆认为, “士” 是中国独有的概念, “士志于道”, “士” 是一群“立志达道” 的人,他们需要有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种对管理阶层的高道德要求, 跟西方的文化南辕北辙。
2 000 年来我国做研究和实践管理的不外乎两种人: 一种是为官为将的官府中人, 一种是厂矿企业的经商之士。其中除了小部分科举出身的文官满肚子都是儒家思想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都只是略通文墨的普通人, 主要受民间智慧如《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通俗读物所影响,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杂家。坊间也有不少号称“中国管理智慧” 之类的书, 可惜作者一般都水平有限, 并且大都没有真正的实践经验, 提出的观点不但跟西方管理思路无从比较, 而且亦与现代企业, 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中型企业管理格格不入, 难以实施, 更无助于提升我国管理水平。
近年来, 我国有些学者从摆脱“GDP 主义”, 追求“幸福社会”, 引申出“幸福企业” 的提法。但是学理上的支撑依然是西方那一套,企业要追求利润, 鼓吹要积极汰弱留强, 所谓“幸福” 也者, 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很容易便前后矛盾。要知道, 这里的“幸福”, 是翻译自英语的happiness, 即快乐的意思。可见, 西方本来并没有我国“ 幸福” 的概念。在我国, “ 幸福” 这个形容词一般只应用于家庭之上(我们习惯祝愿别人“家庭幸福”), 来自西方概念“快乐指数” 的幸福企业应该是“ 幸福家庭” 概念的延伸, 这才是有源之水, 有根之木。我们说幸福家庭, 通常不会像西方那样描绘它的各种幸福表象, 这只是果, 而“凡夫重果, 菩萨重因”,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成员各尽其分, 这才是幸福家庭, 因而幸福企业也只可能是一个各尽其职、共享成果的利益共同体。
本书以现代管理的观点和要求为核心, 系统地提出现代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希望借此恢复和提升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深厚蕴藏和巨大智慧的信心, 进而通过总结, 在证明已经失败的西方思路之外另寻突破, 以顺应我国的伟大复兴, 这必将孕育出大批世界级企业, 并提出前所未有的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我深信, 只有包容并蓄、多元化发展, 人类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出路, 作为世界大国, 中国理应对此有所贡献。
刘廼强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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