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在谈论“中国”一词何时最早出现于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时候，中国历史学界，普遍认同为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的何尊青铜器中记载的“宅兹中国”。
这个观点几乎被中国史学界普遍认同，并以此作为中国信史悠久的可靠实物证据，事实果真如史学家的这种解读吗？
何尊青铜器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据考证何尊青铜器为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训诰全文如下：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
对此铭文传统的解释大意为: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适逢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入住到天下的中心，由此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对何尊铭文的解读，史学家们重点解读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于信使中，何尊是“中国”词组最早出现的历史文物。
因为中国古代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的原因，对文献记载就存在如何断句的文学问题。不同的断句，就会存在完全不用的本意，这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部分。因此，对何尊铭文也存在如何进行断句的根本问题，这关乎“宅兹中国”具体本意为何的历史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正确断句，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学素养，也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是正确解读历史的根本保障。
“（武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种断句，给人一种为了“中国”一词而牵强附会的断句模式，存在中国文言文语法、语句的原则问题，也存在历史事实前后传承的矛盾。
《逸周书·度邑》武王:"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赞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以上两段文史记载，说明在洛邑建城，是周武王观察洛邑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理位置，距离周天子老家镐京不太远，强调洛邑位于周朝统治区域的地理中央位置，适合建立周王朝的都城。周武王在洛邑新建周朝国都的决定得到了周公的赞成，并明确记载了周公的话：“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对洛邑的地理位置明确说明是周朝天下中央的位置，周朝四方诸侯国朝贡天子距离相当，便于周朝管理四方诸侯国。如果周武王已经说了洛邑是中国，周公还能说洛邑只是周朝的地理中心吗？这不是周公贬低周武王的决定吗？显然不是这样。
周武王与周公都是强调洛邑为周朝天下的地理中心，便于周朝管理天下，天下都是天子管理下的诸侯国，周武王断不会将自己管理的京畿之地称为“中”国，去和诸侯国攀比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如现在的北京，是无懈与其他城市比较在中国城市中各方面地位的重要性，这是无需争辩的结果。
所以，把周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解读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是原则性、政治性错误；而且在语言与语法上也是说不通的。“我把国都建在中国，自然（或自有）有了人民”，语言与逻辑上如何能说的通？“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也缺乏语言上的对称美感，缺乏天子周武王的语言修养水平，贬低了周武王的语言号召力。
因此，“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种为了强调“中国”一词，而牵强附会式的文言文断句，是根本错误的。其后果不仅不能突出中国的历史存在感，反而成为怀疑论者，贬低中国历史的口实。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正确的解读应为“（武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说：我把国都建在统治区域的中间位置，国家自会得到人们的拥护（或者国家自会便于管理天下的人民）。这样的表述才更符合周武王的本意。同时，前后五言两句，对仗工整，主谓宾语法正确，符合周武王的语言魅力与号召力。而这种理解也更符合《逸周书·度邑》与《史记·周本纪》的历史记载，在历史上是对一个政治理念的前后延续。这些历史的延续性，才是我们正确解读未知历史的根本原则，不能为了功利性的需求，去牵强附会地解读历史。
对何尊铭文的解读说，《尚书大传》记载的“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与何尊铭文中“唯王五祀”、“唯王初雍，宅于成周”相合，是周成王五年四月发生的事件。这应该也存在比较大的解读错误。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是说周成王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也不过一周岁。周公可能在摄政只有七年，在周成王八岁时，就把治理周朝的大政交给八岁的孩子管理吗？周成王这个八岁孩子达不到管理新建王朝的管理统治能力，周公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周朝管理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周公做为一个虽拥有超强能力的国家管理者，也不可能把这七件国家大事，每件事情都在一年内完成，尤其是关于战争与城市建设的事情。因此，把《尚书大传》记载的内容直接解读为周公摄政七年内发生的事情，是过于简单了，缺乏人生成长的规律性，缺乏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暴露了中国历史学术研究的幼稚性。
周公对周朝各种管理制度的规划与建立，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七年之内确立与形成制度；八岁的儿童，无论如何不能对一个刚建立王朝的有效管理；两种因素叠加，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是不能成立的。而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周公用了一年时间救乱；用了两年时间克殷；用了三年时间践奄，用了四年时间建侯卫，用了五年时间营成周，用了六年时间制礼作乐，用了七年时间致政成王。周公前后累计摄政了二十八年时间，而此时周成王正好在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是一个人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年龄，可以独立对国家进行管理。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儿子还在襁褓之中，说明周武王去世时也就二十来岁，周公与周武王相差不过一、二的年龄。二十来岁的周公摄政二十八年，还政周成王时也已五十岁左右，是需要急流勇退、颐养天年的岁数。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此时正是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最好的时机，况且周公已经用了七年时间对周成王进行了国家管理的专门训练与实践。
因此，何尊铭文的“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应是周成王三十岁左右，刚正式掌管周朝大政的时间，可以以一个成熟的帝王身份对宗周的王族后辈，进行训诫、教导，而绝不可能发生在周成王五年，周成王六周岁的年龄。对历史的解读，必须经过各种正常、合理、全方位的推敲、解读、判断，才能正确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就会产生让人匪夷所思的历史现象。就如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八岁岁的儿童；何尊铭文记述的周成王五年，六岁的儿童训诫周朝宗族的后辈，这些不合情理的现象。
通过何尊铭文的记述，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一个重要信息与历史事实，就是洛邑之所以被称为成周，是因为周成王在位的时期，都是以洛邑为周朝的京畿，而被称为成周。这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周公摄政的二十八年辅佐周成王时期，二是周成王独立管理周朝大政的后一段时期。这也是历史学家们没有给我们明确交代洛邑成周的名称来历、来源。而西周后来又是什么时间，又因为什么原因，西周京畿又迁回镐京，导致周幽王在镐京被犬戎所杀，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与解答的一个疑问。
综上所述，对国家的重要历史文物何尊铭文的解读，必须抱有客观、合情合理的原则，全方位地进行历史解读，才能合理客观地还原中华历史的真相，填补中华远古历史记载的缺失，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提供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