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人尊师重道，能够找出不少的例子。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其中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
尊师的方式，每个朝代的做法不一样，每一代帝王对尊师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小故事。
汉明帝敬师
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时的老师，汉明帝即位后，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
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进门后，往往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乃去。
桓荣去世时，明帝亲自送葬。
子贡为师守墓
子贡是孔子优秀的弟子之一，孔子辞世后，大部分的弟子服孝三年就离开了，只有子贡为孔子守墓整整六年。足见师徒情深。
段玉裁尊师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和经学家。在乾隆二十五年，段玉裁中举，要到京城去，路遇当时有名的国学大师、考据学家、思想家戴震。
戴震在天文、地理、经学、历算、训诂音韵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段玉裁便虚心求教拜戴震为师。后来段玉裁每次收到老师的信札，总是双手恭敬地接过来，然后敬重地面对老师居住的方向诵读。那时，段玉裁的声誉早已不在戴震之下，还如此尊师，被世人高度赞扬。
乾隆四十一年戴震病逝，段玉裁知道后，非常悲痛，尽管他的境况也不佳，但仍给老师家送去了不少银两，有些钱还是现借的。
唐太宗重师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圣贤的人，当然不会沾染恶习，但大部分有智慧的人不稳定，他们的性情会随着教育而变化，况且太子的师傅，在古代就很难挑选。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幼小，周公、召公做他的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每天他都能听到有益的教诲，这足以增长他的仁义道德，使他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做师傅，赵高教他刑法，胡亥继位后，就诛戮功臣，屠杀亲族，残酷暴虐到了极点，结果秦国很快就灭亡了。由此可知人的善恶确实受身边人的影响。我如今要给太子、诸王精心挑选师傅，让他们耳濡目染礼仪法度，对自身的修养有所补益。诸位大臣，你们可求访正直忠信的人，各自推荐三两个人作为候选。”
唐太宗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从上面这席话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确实从心里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好师傅能够给子女一个正面的典型，坏的师傅带给子女的将是无尽的灾难。
实际行动上，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师傅的地位。贞观六年，唐太宗下诏说：“我近来研读经典，知道古代英明的帝王，圣贤的君子都不能没有师傅。前时进上待批的诏令未设三师之位，我认为这样不好，为什么呢？昔日，黄帝向大颠求教，颛顼向录图问学，尧以尹寿为师，此外，舜向成昭学习，禹在西王国求学，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明的君王，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名师的点化，他们的功绩就不能广布天下，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名垂史册。何况我在百王之后统领天下，才智与圣人有所差别，要是没有师傅，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诗经》上不是说：‘要想不犯错误不忘教训，都必须从旧的规章制度入手。’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时治国的道理。像现在这样没有名师的教导就能统领天下，获得太平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啊。应马上发布命令，设立三师的职位。”
这里的三师，是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的通称。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唐太宗对子女教育看的非常重要，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尽管是为了帝国基业能够传承下去，但也说明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个尊师重道之人，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将寻访名师，重视教育看的如此之重。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有脚痛的疾病，不能穿鞋走路。于是唐太宗赏赐给他一辆代替步行的“车子”，并命令侍卫抬他进入动宫，还下诏命令皇太子亲自迎接他上殿，亲自行礼作揖，以示对他的敬重。李纲为太子讲述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还有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礼节，道理明畅，言语直白，让听者不知疲倦。太子曾经与李纲商讨自古以来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以及效忠尽节之事，李纲正气凛然地说：“受托于先王，身负辅佐储君的使命，古人认为这件事十分困难，臣却以为十分容易。”每当论起此事，李纲一脸正气，言语激昂，透露出一种刚正坚定的志向，太子每次都为之肃然起敬。
不仅要求子女对待老师要只礼数，重礼数，唐太宗还用赏赐代步工具的方法来向子女和大臣们展示对老师的重视，这一点尤为重要，当长辈的都如此重视老师，难道子女和世人还能不重视吗？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而当今社会，我们尊师重道的传统恐怕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教育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多的是教授礼仪和习惯。
尊敬师长也不仅仅是表面功夫，不能说老师的要求我都满足了，老师的工作我都配合了，就算是尊师了。这样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尊师是一种认知，是自身切实认为教育会对子女或者自己产生很大的帮助，是一种心灵上的认同感。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感，恐怕做再过的表面功夫也是无用功。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唐太宗那样尊师重道，自己的子女恐怕也不能不对教育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