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体小说的艺术丰碑，凭借其独特的故事、丰富的想象力、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广受欢迎。书中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中很多都被搬上屏幕，《倩女幽魂》《画皮》等都成为经典的影视作品。这些精彩的鬼怪故事到今天读起来仍然能警醒世人、打动人心，可见《聊斋志异》这部奇书的非凡成就。
北京大学中文系马振芳教授主要从事小说理论和中国古体小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嗜爱《聊斋》。在《<聊斋志异>面面观》这本小书中，马振芳教授对蒲松龄的生平和《聊斋志异》的故事及其思想做了精要的分析和讲解，能帮助爱读《聊斋志异》的人进一步去理解这部作品。
马振芳用“满怀孤愤著奇书”来概括蒲松龄倾注毕生心血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
蒲松龄自幼聪颖，十九岁应童试，一下就拿到了“县、府、道三第一”，可谓少年成名。只可惜，在科举的道路上，蒲松龄虽然开了个好头，却始终不得志，应考大半生，屡考屡败，在七十二岁高龄才勉强考取了岁贡生的功名，聊以慰藉。功名心重却终其一生都怀才不遇，蒲松龄只好把这一腔孤愤都投入到志怪故事的创作中了。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的“孤愤”，并不仅仅是源于个人在仕途上的不得志，还包含对官场贪腐现象的不满、对僵化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反对、对人性中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对民众所受的压迫和生活疾苦的深刻同情。这也是《聊斋志异》能够超越以往只追求新奇的志怪、传奇故事的主要原因。
因为考场失意，加之家境贫困，蒲松龄曾做过一年的幕宾，南游江淮。这次远游为蒲松龄开拓了视野，也让他近距离接触了封建官府和衙门的各色人物，了解了官府办事流程和许多内幕，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聊斋》中许多讽刺和抨击官府贪虐现象的故事，都得益于这次游历的见闻。
蒲松龄专注于志怪故事的创作，也不完全是出于仕途不顺不得已而为之。他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对神鬼异闻故事的兴趣和热爱，不仅喜欢听人讲民间鬼狐、志怪故事，还用心地把这些故事搜集并记录下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工。所以，《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虽然以现有的民间故事为蓝本，经蒲松龄之手再创作之后，往往有很大改观，故事情节更曲折、反馈的问题更深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又让人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他的故事总是把神怪异闻同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异闻给人新奇感，现实又给人熟悉感。正如马振芳教授评价的那样，“具有明显的现实性与浓郁的人情味儿，是神怪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幻想与理想的艺术统一”。
为了追求这样的艺术效果，蒲松龄在创作中总是“把神怪故事现实化，把现实情事神异化”。也就是说，在对神怪故事再加工的时候，在故事里补充现实生活的元素，讽喻现实、表现人情，寄托美好理想；而如果要讲的是现实中的现象，就在其中增添神异的色彩，让情节更加奇幻，通过夸张的形式表达更加深刻的思想，更有力地批判社会矛盾和黑暗面。
《香玉》就是把神怪故事现实化的一个例子。民间故事中的《香玉》只是一个普通的牡丹花托梦的灵异故事。经蒲松龄改写后，情节更加曲折复杂，黄生的痴情感动花神换得香玉复活，二人重遇相爱，黄生死后再化作牡丹伴在白牡丹身旁，变成一个歌颂忠贞爱情的富有人情味儿的故事。
把现实情事神异化的例子也有很多。《聊斋志异》中有很多讽刺贪官污吏的故事，其中并不全是虚构人物，还有一部分是现实中的贪官。《促织》的故事，大部分也是源于现实场景的。这些在现实人物和事件基础上增添神异色彩的故事，更突出了作者对贪官的讽刺和憎恶，
蒲松龄对官场和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无情的讽刺，“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抨击科举痛快淋漓”。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得益于蒲松龄下笔如有神，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色人物进行精准的刻画。
蒲松龄对官场的讽刺非常生动大胆。《梦狼》讲了知县白甲的父亲做了一个怪梦，梦见白甲的冥中衙门里，官吏全都是狼，而白甲化成了一只虎。用这样一幅“阴森可怖的官虎吏狼图”来比喻当时官府的凶残、黑暗，真是入木三分。前面提到过，蒲松龄故事里的贪官，有一部分就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敢于公开批判和讽刺这些真实的贪官，不怕得罪他们，正说明了蒲松龄对贪官的深恶痛绝。在故事里，蒲松龄还常常借助超现实的惩贪惩虐方式，表达他惩治贪官酷吏的理想。
蒲松龄应考了大半生，对科举制度再熟悉不过。所以，刻画书生秀才的形象，也是极其传神。《王子安》讲了一个穷秀才做梦中举做官的故事，在末尾“异史氏曰”里，蒲松龄用“七似”的比喻把秀才入闱的不同状态刻画活了：穷秀才进考场的时候，似乞丐；点名的时候，似囚犯；考场中，似秋末的冷峰；出考场后，似出笼的病鸟……每一个比喻，都形象生动，把秀才复杂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爱情、世情故事。蒲松龄笔下的狐仙、花妖等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人物丰满立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婴宁就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少女形象。故事《婴宁》中，书生王子服在山村中找到婴宁时，有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书生求爱心切，句句意在表情，直言不讳；而婴宁则每每会错意，答非所问，把书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管婴宁是情窦未开、不解风情，还是心里明白、假装糊涂，这段对话把婴宁的小儿女情态都表露无遗。
仇大娘则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猛女性。因夫家不宽裕，被父亲和继母嫌弃，与娘家关系失和。可娘家遭难时，仇大娘却挺身而出，不仅照顾继母和年幼的弟弟，还去官府告状，从恶人手中夺回了家产。渡过难关后，仇大娘又推辞了父亲赠送的产业。这样一个独立、果敢、无所畏惧又重情重义的女丈夫，怎能不让人钦佩。
细候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奇女子。她嫁给了清贫的满生。一个富商设计把满生囚禁，骗娶了细候，并生下一子。等到满生出狱，细候得知真相后，经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回到满生身边。细候对满生的忠贞让人感动，但是她亲手杀子的狠绝，却让人胆寒。“正是这种正义与残忍的结合，义妓与忍人的结合，造成细候的独特性格和奇女形象”。
蒲松龄长于刻画，不管是刻画官场、社会现实，还是刻画爱情中的女性，都能把对象的神韵和特征表现得生动、鲜明。马振芳教授也忍不住在《<聊斋志异>面面观》中夸赞道：“蒲松龄的笔，可以说是写什么像什么，不是三分像、五分像，而是十分像、十二分像。” 这样传神的笔力，也是《聊斋志异》成为一部杰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