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提出，《聊斋志异》可以有四种读法：可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左传》阔大，《聊斋》工细；可以读《庄子》之法读之，《庄子》惝恍，《聊斋》绵密；可以读《史记》之法读之。《史记》气盛，《聊斋》气幽。可以读程、朱语录之法读之。语录理精，聊斋情当。以《聊斋志异》比附《史记》《左传》是对其思想价值和教化功能的充分肯定；以《聊斋志异》比附《庄子》和程、朱语录，从创作方面揭示了它题旨正大、议论纯正的特色。
《孙必振》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世情小说，寥寥一百余字，却体现了《史记》《左传》的史著特色和价值，以《庄子》大胆想象、汪洋恣肆的气势，表达出程、朱语录般严谨深刻的义理情感，可谓理精而情当。所以，对于这篇小说，同样可以以《左传》之法读之，以《史记》之法读之，以《庄子》之法读之，以程、朱语录之法读之，这四种读法无一不是“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法门捷径。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孙必振实有其人。据史书记载，孙必振是山东诸城人，顺治年间进士，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对老百姓仁爱宽厚，深受百姓爱戴。但像他这样的清官廉吏势必不见容于当时的污浊官场，致使自己处于孤独且备受排斥的处境，但他有幸受到康熙帝的护佑而得以保全。
孙必振虽然实有其人, 他也确实渡过长江,但小说所叙述的“渡江遇险获得金甲神显灵护佑”之事，却多属传说或虚构。这正如《史记.高祖本纪》写高祖之母，“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段描写表达了作者 “君权神授”的封建意识，与“神化皇权”的目的有关。但其选材叙事无不体现司马迁“爱奇”的匠心。司马迁写《史记》，通过为历史人物写传记，从而写出整个时代的历史。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爱奇”，是司马迁选择人和事的重要审美标准，即选择“奇人”，描绘“奇事”，从而使《史记》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史传文学的传奇色彩。蒲松龄的“雅爱搜神”与司马迁的“爱奇”具有相通之处，《孙必振》所写的奇人奇事也与《史记》中的许多列传故事有相似的风格。
冯镇峦认为，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以读《左传》之法读《聊斋》，方能“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把《聊斋志异》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与《左传》相提并论，打破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左传》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极强的故事性。常常写一些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以揭示事态发展的必然性。如僖公三年记载：“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写齐桓公与夫人蔡姬在园林中乘舟游玩，蔡姬故意晃动小船，桓公吓得变了脸色，他生气地制止蔡姬，蔡姬却一味撒娇嬉闹，摇动不止，桓公一怒之下让她回到了蔡国，但并没有与她断绝夫妻关系。蔡姬回家以后，她的哥哥就让她改嫁了。因此，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军队攻打蔡国，蔡国溃败，接着又去攻打楚国。
蔡姬只是喜好戏谑撒娇，齐桓公却认为冒犯了他的王侯之尊严，一怒之下把她送回了娘家。由此可见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而“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这二言七句，音节急促，简洁生动，揭示了两人不同的心态。这个偶然的小事件，成了齐桓公侵蔡伐楚的导火索。体现了《左传》“阔大亦工细”的艺术特征。而《孙必振》通过对人物现实原型的高度抽象和对其真实生活素材的巧妙提炼，以奇幻的场景展现了他的小说形象和 “被官场小人所排挤”的现实遭遇。其中寄寓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以儒家的“仁”为标准的价值判断，使人们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和教益。其叙事简洁、节奏明快、结构简单，具有明显的史传特征，给人以“工细亦阔大”的审美体验和阅读感受。
《庄子》是一部以寓言阐述道家思想的哲学著作，其寓言故事充满神奇怪诞的幻想，表现出汪洋恣肆的文风。《孙必振》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寓言，它所展示的半现实半魔幻的艺术世界中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意蕴，堪与《庄子》相媲美。
小说开篇即设置了一个惊心动魂的场景：风雷交加，舟船摇荡。咆哮的江水即将倾覆整个船只。面临生死考验的船上乘客，其内心的惊恐万状无异于江上的狂涛巨浪。金甲神、金字牌的神奇出现，使危急凶险的现场更增加了神秘恐怖的色彩，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诸人认定金字牌上书“孙必振”三字，必是孙必振有犯天遣。于是请他自为一舟，免得相累。在这种非常时刻，“逼出”了船上诸人在平时所不能表现出来的本质：残酷和自私，为了自保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命。诸人以险恶之心推测金甲神的旨意，于是不由分说把孙必振推下大船，任他随着一叶小舟飘泊在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自生自灭。船上诸人意在以孙必振之死换来自己的生，当所有人认定孙必振必死而船上诸人已得救时，却惊奇地发现“前舟覆矣”，孙必振却安然无恙。小说“写景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深得《庄子》意趣。
金字牌上所写“孙必振”三字，它的含意就像一个谜，所谓天机不可泄露，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孙必振究竟是惹祸的灾星还是救厄的菩萨？耐人寻味的是，船上诸人只想到孙必振有犯天遣，这种充满了恶意的猜测是陷孙必振于死地绝境的原因，他因此被众人毫不犹豫地推翻到随波飘摇的小舟之上。但从故事的结局来看，这种致人于死地的恶意和狭隘自私的心理也正是船上诸人丧命的根由。它告诫人们，“利人之死，以求已之生；致人之危，以求已之安；逼人以败，以求已之成；扬人之恶，以求已之善…败人名节，倾人身家，绝人性命，以求已之功名富贵，伊古以来，罔不倾覆”。船上诸人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将别人置之死地的行为，显然有悖于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情理，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的社会道德规范，这种非人的行为暴露出船上诸人残忍的、非人的本质。
Satan1988的插画
蒲松龄以虚构的故事情节，展示世情的险恶，解剖人心的卑鄙自私，既有警世劝惩之意，亦有发泄孤愤之心。那电闪雷鸣狂风怒吼的天象，那波涛汹涌、深不可底的令人心惊的海水，是孙必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处境的形象化描述，也是世道人心的象征，是夸张放大了的现实世相，含蕴着作者愤世刺世的强烈情感，从而使得这篇表面看来荒诞不经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生动的意境和凝重宏阔的思想内涵。
金甲神的行为也颇耐人寻味。他的本意是想将孙必振从在劫的诸人中拯救出来，以他对世态人性的透骨入髓的观察，料到船上诸人必将临危自保而不惜置人于死地， 所以，金字牌上只书“孙必振”三字，使孙必振先被众人置于死地而后生，金甲神料事无爽的神性为小说增加了神奇玄幻的色彩，又辛辣地讽刺、嘲弄了险恶堕落的世态人情。
《孙必振》作为世情小说，以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情节结局体现其愤世劝世的创作宗旨。“船上诸人”是作者所否定的人物，其丑恶卑下的人性因故事情节的非现实性而被夸张放大，从而使之更显其可鄙，故事的结果对他们的初始动机形成强烈的反讽。以为必死的反而没死, 以为能活的反而没活。但明伦认为这样的结果符合天理：“金字牌下示人, 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 舟中人皆当全覆矣。”观孙必振其人其事，不向圣贤位中去，定向仙佛位中来，所以，他受到金甲神的垂青保佑，既是民心也是天意。“民心即是天意，人情即是天道”，也正是这个幻想故事的魅力所在。综观《孙必振》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手法，与《庄子》，与程、朱语录，都有可比之处，都有相通和相似之处。
蒲松龄“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握化工之笔，为揶揄之论，凡其所言…鬼怪神仙，因果报应之说，无不可以警醒顽愚，针砭贤智，即所谓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正如释氏悯众生之颠倒，借因果为筏喻，刀山剑树，牛鬼蛇神，罔非说法，开觉有情。作品中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寓化人解脱之意。所以，以读《史记》之法，读《左传》之法，读《庄子》之法，读程、朱语录之法，去解读《孙必振》，才能真正理解其“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的审美境界和思想价值。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