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语言康复工作可能是我这一生都将要去努力和完成的事业，我知道，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还是想和这些听障孩子一起，默默坚持到最后。
我叫黄惠，2000年我经人介绍来到听障儿童语言培训班工作，如今已走过15个年头，一路上有笑有泪，有苦有乐，有沉默也有掌声，对于我来说，不管何时何地，能听到这些听障孩子们清清楚楚叫出我一声“黄老师”“黄妈妈”，我依然感动，总是忍不住回想走来的这一路。很多时候，看似柔弱的肩膀和柔软的心，却能靠着坚定信念背起所谓的沉重负担。
刚到培训班一周，我就有了想逃的念头。这里的听障孩子，大多来自外地贫困家庭，父母没有精力管，便寄宿在这里，老师们除了要教他们说话，还要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承担起“妈妈”的角色，生活条件艰苦，教学环境差不必说，这些孩子几乎一生都只能依靠助听器或是人工植入耳蜗来弥补损失的听力，我如何跟他们沟通交流？如何照顾他们？如何教育他们？18岁满脑子憧憬的我站在教学楼前，思绪万千，莫名委屈，想象着这种跟自己想要的截然不同的未来，心里冒出两个字：逃避。
这就是我到康复中心最开始的真实写照。
但是孩子们太可爱了，每次我出现，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像蜜蜂样的围着我，咿咿呀呀或是打着并不熟练的手语，每双眼睛都清澈透亮，跟正常孩子相同的天真烂漫时刻感染着我，但我知道，他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克服困难，来面对未知的生活。我开始慢慢放下傲慢，放下偏见，放下用不同的目光看待他们，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反而带给我安定、纯净和乐观。
刚开始给孩子们做培训时，完全静不下心，也找不到好的方法，慢慢接触，我认识到，应该学会用孩子们的方式去与他们交朋友，应该去明白他们的世界和所想，我开始常常自我扮演“听障孩子”，常去想：我若是听不到，说不出，我最想干什么？最想了解什么？该怎么表达？饿了、渴了，不开心了，难受了，高兴了等等这些该怎么让对方知道？我试着去找感受，也觉得这些孩子真的不容易。想要给他们做语言康复，就要先去融入他们的世界，去成为他们的朋友、家人，甚至是妈妈。在这里，最怕的就是孩子有个感冒发烧，老师们看着心疼，都是整夜守在床边，替他们盖被子，喂喝水，孩子不会说，醒来身边没人就会吓着。语言康复任重道远，也是个不停重复的过程，说出“妈妈”，可能要不停练习一个月；喊出“老师”也许3个月；说会“花”，可能半年……从开始听到，熟悉声音，看口型，模仿发声，到感受喉咙震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物，都可以让孩子开口练习说话，直到慢慢乐于说话习惯说话，这可能是语训康复最大的意义。
一天一小时一分钟，坚持。是什么让我坚持？也许，是跟孩子们接触后才深深了解他们多么渴望说话，渴望喊出“爸爸”“妈妈”时；也许，是每次教他们发声练习，都能看到他们努力练习却刻意隐藏内心不安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时无辜的眼神；也许，是看到他们只有在做游戏在被关心时才显得无忧无虑，而暂时摆脱内心的敏感展现真实时；也许，只是跟他们安安静静的，看动画、吃饭时；花半年时间学习、说好一个词时，是这些，我能肯定，他们比我勇敢，比我坚强，比我努力，比我珍惜，比我有所期待。
就这样，培训班成了一个大家庭。可是我们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也为了让这个家庭能越走越好，我经常会跑一些机构或企业寻求帮助，因为缘分与“武汉十大爱心企业”海之声听力结识，这里很多佩戴了助听器的听障孩子也急需语言康复训练，这些共同的想法促使了我们与海之声的合作，成立了师资力量更强大的语言康复中心，去帮助更多弱听家庭。
很多家庭，在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时，最开始都有些茫然失措，甚至有些家庭由于生活负担大，内心疲累，产生怨天尤人、冷漠对待情绪，造成孩子早期的亲情流失，失去说话机会，使孩子产生心理自闭，造成基础认知缺乏。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是孩子的庇护所，无论什么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去了解孩子的听力状况，做专业的听力检测，佩戴助听器也要越早越好，戴上适合孩子的助听器，在最好的时间进行语言康复培训，这是父母为孩子争取的最后机会。
这是我想带给听障家庭的真实心声，康复中心老师们的坚持是希望这样的家庭和孩子在面对听力障碍问题能有耐心、担待和决心，通过佩戴合适的助听器补偿听力，通过语言康复中心完成语言训练，获得更多教育机会，那么孩子们，就能真正走出所谓“聋哑”的境地，获得自立生活，而他们的未来，就真的不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