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为盛名的儒学大家之一，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无数仁人志士。
最近，一组载有朱子格言的明清时期文化楹联惊现于世，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瞩目。朱熹的这篇格言短文读来可谓振聋发聩，极具文史和哲理价值。尤其难得的是，盖因史海文山湮埋之故，该篇朱熹警句粹语尚未被史学界发掘，几乎鲜为人知，堪称新发现的文化瑰宝。
朱子格言楹联（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楹联所载朱子格言全篇共有十长句，涉及的历史人物达二十人，所属朝代分别计有上古时期、春秋战国、东西两汉、北宋等时期。文中提到的每个人物及其事迹，可谓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儒家仁德典范，乃至于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也闪耀着璀璨的人性光芒。
对于这篇朱熹格言，笔者怀着极大的敬意，尽力展开系列化的解读，以资有兴趣的朋友修身养性参考之用。才力有限，欢迎批评指正。本文为朱子格言解读第三讲，着重阐述短文第三句：“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
01
朱熹文化楹联铭刻的“朱子格言”第三句：“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这句话说的是立志，意思是读书人精神格局要大，心怀远大抱负。
什么样的抱负才算远大？当然不是只想着开好车、买大房子，也不是说打着“诗和远方”的小算盘一心“走遍世界”就算。中华儒家语境下的志存高远，要有家国天下的担当；谁要是提倡小资情调那一套生活哲学，只能被鄙视。
文中提到的“王沂公”，指北宋仁宗时期赫赫有名的宰相王曾。宋仁宗赵祯在位时间四十二年，是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作为历史地位如此厚重的皇帝，宋仁宗稳坐江山，初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曾的扶持。这就是王曾早年立志“为家国天下谋”的历史价值所在，他极大地影响了宋代皇室的沿袭轨迹。
公元978年，王曾出生于山东青州，他的父母早丧，基本上是由他的叔叔把他抚养长大的。作为一名孤儿，王曾的少年时期过得很艰辛，但好在他读书一级棒，志向又远大，所以精神世界很富足。
他曾写过一首名为《早梅》的诗:“雪压乔林冻欲摧，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诗中的“和羹”两字，本是一种汤菜，后被用来比喻大臣辅佐君上；“百花头上开”就更不得了了，意思是独占鳌头。
您看看，少年时期的王曾志向就是远大。后来一位名叫薛奎（唐代名将薛仁贵的后代）的官员看到了王曾的这首诗，赞叹不已，忍不住发表了预言：“王曾这小子将来不但要中状元，还将当宰相。”后来事实证明，薛奎的预言全部被王曾兑现了：中了状元，当了宰相。话说如今流行一句调侃语：“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要是实现了呢？”王曾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
品藏文化藏品——状元及第
说起王曾考状元的过程，谁都会忍不住奖励他一个大拇指。
◆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参加乡试，得了第一名“解元”；
◆ 二十五岁参加会试，又得了第一名“会元”；
◆ 几个月后参加殿试，不出所料得了一甲第一名“状元”。
◆ 连中三元，王曾的状元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可谓状元中的状元。
笔者严重怀疑，王曾可能是个猜拳高手，而他最爱出的一招就是“三元及第”或“三状元”（均为民间划拳句子），这一招数用得多了，真的就应验了。
话说回来，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有志青年，王曾在殿试答卷《有物混成赋》中写下的句子也够牛气：“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这其实就是他的人才宣言，意思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小用”我是草木之才，“大用”我就是山川之才，不论大用小用，我都是有用的人才。三句话不离志向，王曾不愧为立志高手。
王曾塑像
当然了，旷世奇才如王曾，他并不把考中三连状元太当回事，兼济家国天下才是人家的真正志向。当时有一个名叫刘子仪的翰林大学士跟王曾开玩笑说：“你考中了状元，一辈子都吃不完了。”王曾是个性格比较严肃的人，不怎么爱笑，更不喜欢开玩笑。听了刘子仪的话，他不但不觉得这是一句赞扬，反觉得受了侮辱，他严肃地怼了回去：“（我）平生之志，不在温饱。”意思是说，我的志向可不是为了谋饭碗。这句话就是朱子格言“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的来历。
王曾不把状元头衔当回事，并不是他的故作谦虚，而是他确实觉得状元没什么了不起的，“家国”的壮志还未酬呢，这会儿没什么可嘚瑟的。有两件事情可证他的心迹：
状元王曾便服还乡图
一是王曾考中状元后，其家乡青州的父母官（知州大人）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城门口迎接他回乡，那场面简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可您猜怎么着？状元郎换了便装，骑着一头小毛驴，蒙混过关，欢迎的队伍扑了一场空。回头他去拜会知州道歉：“考中状元只是小事一件，实在不好意思劳烦全城父老迎接。”知州大人也觉得王曾为人低调，实在值得钦佩：“你果然是真状元啊。”
其二，抚养王曾长大成人的叔父，对王曾高中状元，持喜出望外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但王曾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叔叔说：“这只是咱王家祖上积德的结果，也是叔父您对我教养得好，不过说到底状元不过如此，叔叔您就不要太高调地庆贺啦。”
这里有一个细节，王曾说“祖上积德”，其实是有所指的。他说的祖先是指五代十国期间的福建“闽王”王审知，及其兄弟泉州刺史王审潮、王审邽三人。这三个王氏兄弟，是唐末军阀混战期间开辟福建的“开闽三王“，确实风光过。所以说，王曾的祖上跟福建和泉州的渊源是很深的，王曾本人也对祖籍地泉州常有怀赋之情。当然了，泉州民众也很敬重王曾，清乾隆年间，人们在泉州府城隍庙建了五贤祠，其中就有王曾。当然这是题外话。
02
如前所述，有志加有才，让王曾成为罕见的三连状元。那么，王曾入仕以后是如何实现“兼济家国天下”之抱负的呢？其实从私的层面来讲，他并没有实现“济家”，自始至终没有让家庭过上好日子，而是一生勤俭节约，朴素持家，世人想象中的荣华富贵，王曾家里一概没有。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王曾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入仕之初，因为时任宰相寇准很赏识他，所以王曾一开始就得到了重用，担负起草皇帝宋真宗的诏令等。不过因为资历尚浅，当时其官位级别并不算很高。但他一心为公、敢谏敢言的风格，给宋真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真宗赵恒
当时宋真宗好大喜功，准备大兴土木建设玉清昭应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宫殿）。王曾掐指一算：艾玛，这工程也太大了，得花多少银子，劳多少民众啊？本来轮不到他说话，但他忍不了，于是给皇帝写奏疏：“臣反对建玉清昭应宫，理由如下：一劳民，二伤财，三有违天时…….”一口气说了五大理由。
要知道，满朝大臣几乎没有敢反对宋真宗这个工程计划的，偏偏王曾站出来来反对了。虽然王曾最终没有反对奏效，玉清昭应宫还是建了，但足可见其胆识之大和为公天下之心。
宋真宗虽然不喜欢王曾跟他对着干，但他是识人善用的，他知道王曾的出发点是好的，性情是忠厚的，所以宋真宗十分信任他。在王曾三十九岁的时候，被逐步提升至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基本上算踏入了内阁。但接下来宋真宗就驾崩了，年幼的宋仁宗继位，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局势骤然变得复杂起来。
古往今来，后宫垂帘听政是朝野上下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稍有不慎，就会国体动荡，民众遭殃。王曾看到了此中的险情，本着家国天下的宗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梳理了乱麻。
电视剧《开封府传奇》中宋仁宗与太后刘娥
宋仁宗即位后，刘氏成为太后，身居垂帘听政的位子，她很难不想到唐代的武则天……王曾照规矩起草诏书：“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这里的“权”字，是代理的意思，即暂时主持政务。
当时的宰相丁谓和大宦官雷允恭，都是刘太后的心腹之人。丁谓的官位当然比王曾高，他于是想当然地要求王曾把诏书中的“权”字去掉。王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你官大了不起哦，在我心中大宋江山最大。”丁谓的举动无疑有帮助太后篡位之嫌，所以后来刘氏也不得不出面把他和雷允恭拿下法办治罪了。因为王曾的坚持原则，刘氏在书面文件上只能是代理职能。这就保证了刘氏没那么容易翻天。
朝廷大臣上朝议事的时候，太后和小皇帝的座位尊次问题，再次成为隐患。在中华礼仪中，左边为尊。在丁谓等人的撺掇下，太后想坐左边。王曾搬出了东汉时期的旧例：太后垂帘听政，只能坐右边，宋仁宗坐左边。大庭广众之下，刘氏也只能照办。此举有效维护了宋仁宗的尊严，杜绝了刘氏将来有可能谋逆的空间。
《开封府传奇》刘娥太后垂帘听政
王曾也知道，眼下宋仁宗确实离不开太后的垂帘听政，安抚好刘氏也很重要。所谓三十六计攻心为上，王曾悄悄找到外戚钱惟演说：“皇上年幼，维护他的尊严很重要，这样他的位子才能安定；皇上安定了，太后的地位也就稳了。”意思是希望太后想到这一层，不要做糊涂事。果然如王曾所料，钱惟演跟太后一说，刘氏也觉得有道理。如此一来，也彻底断了太后的私心杂念。
由上可见，王曾真的是一个很有政治谋略的相国之才，他的种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宋仁宗平稳地度过了年幼期，直到独立执政。王曾，也由此顺利登上宰相位，时年四十五岁。
王曾心系天下，一心为公的心迹，还可从举荐人才方面得到应证。自从他进入大宋政治核心阶层以后，不断举荐有才有识又有“家国天下”情怀之人，范仲淹、包拯等人都曾受到他的引荐重用。反之，私心太重的人，从来不入王曾的法眼。
王曾的无私，还体现在他从来不想让举荐人知道，是他王曾引荐了对方。对此，范仲淹曾感到不理解：“王宰相大公无私，就当公开选任贤才，有什么可隐瞒的呢？”王曾回答说：“我不想让别人对我有私恩。”说到底，王曾觉得自己举荐人才是出于公心，被重用的人，要感恩也该感恩朝廷，保持公心最好。总之，刻意避免官场小团体、小帮派，体现了王曾的政治觉悟和境界是相当之高的。
王曾为官一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志存高远，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和抱负，不愧为北宋一代名相。南宋时期，详细记录了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朱子语类》评价说：“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朱熹如此敬重王曾，所以又在朱子格言中以“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的事例来警醒自己和后人，就在情理之中了。
03
除了列举王曾的“家国天下”之志，朱子格言第三句，还列举了另一个北宋政治名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情怀：“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这一点大家不陌生。范仲淹跟王曾算是同时代的政治名人，如前所述，王曾对范仲淹还有过举荐提携之情。不得不说，这两个人性情相同，人生轨迹也大同小异。
范仲淹
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比王曾年轻十九岁。跟王曾一样，范仲淹也是家门不幸，在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的母亲携子改嫁，带领范仲淹去了今山东邹平县生活。
范仲淹从小就是读书小能手，他的读书用功，不是为刻苦而刻苦，而是他在书中找到了精神乐趣。人读书多了，心里就会生出一个基本的想法：我将来要干嘛干嘛。这就是所谓从小立志的驱动力。彼时的范仲淹年纪还太小，志向尚处于朦胧阶段，他只知道长大以后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具体要做什么，没概念。
在十多岁的时候，范仲淹无意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我是苏州吴县人，眼前的山东老爹并不是我的亲爹。”他甚感震惊，他作为读书人该有的骄傲容不得自己继续在山东待下去，于是他收拾了衣物，拜别了继父和母亲，决意自立门户，临走的时候像一头固执的牛，谁也劝不住。他到底离家而去了，自行来到了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睢阳区)求学。
人生如此迷茫，唯有通过读书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范仲淹心思已定，再无其他的杂念，一心扑倒在书海里遨游。范仲淹的勤奋苦读是出了名的，一年四季，除了埋头苦读，再无别的消遣。
数年之后，当他读完《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等儒家经典时，他觉得自己的心智彻底被点亮了，他已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是时候立志了，他自言自语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直到后来才被他写在了《岳阳楼记》里，但其实早在他青年读书时期，便时常挂在嘴边以明心志。
关键词：“天下”。胸怀家国天下，这就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跟王曾的心迹如出一辙。两者之不同，王曾是把这一志向暗藏心间，而范仲淹则隔三差五吟咏出来，以免自己的立场出现松动。所谓殊途同归，立志的方法或形式，或许有一百多万种，但本质都是一样：沿着自己的志向设想，坚定前行。唯有实际践行，才是真志向。
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殿试考取了进士功名，时年二十七岁，跟王曾中状元基本同龄。两人的基本轨迹再次重叠，虽然范仲淹的功名略逊于王曾。但考试成绩有时候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还是要看入仕后的作为，是否践行了当初的家国情怀。
04
诚然，范仲淹的官场起点远低于王曾，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司理参军（从九品），不久转任节度推官（从八品）。他把自己的母亲也接到了自己身边。不管怎样，范仲淹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生涯正式开始了。他期待自己可以在北宋的平台上，大展手脚，实现宏大的人生叙事。
既然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不在乎做什么样的官职，只要有利于社稷苍生的事，他都干得津津有味。终其一生，范仲淹从事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光是在职场早期，就干过盐运史、县令；做过修堤治水工作等，不一而足。而且都干得不错，尤其是在江苏兴化县当县令时，因治水工作做得好，被当地民众尊称为“范公堤”。
至今兴化县境内仍有范公祠遗址，据说有的民众因为感激他，竟跟着他姓了范。牛刀小试，竟收获荣耀如此，范仲淹算是对得起他那份“天下”情怀了。
公元1028年，范仲淹被调任皇家图书管理员职位，迈入了“京官”行列。平心而论，他这个职位并没什么地位，但彼时皇帝宋仁宗还年轻，正值需要饱读诗书的时候，所以范仲淹有幸能经常见到皇帝。
在某种程度上，身为皇室图书管理员的范仲淹，属于宋仁宗的文学侍从范畴，与之亲密接触的机会很多，自然了解到的皇家内幕也很丰富。二十岁的宋仁宗正是处于半成熟半独立的阶段，太后刘氏的垂帘听政尚未撤除，母后的处处牵制令他烦不胜烦。我们不妨设想，不排除宋仁宗在跟范仲淹私下接触过程中，心迹有所流露，这导致了性格忠直的范仲淹接下来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冬至这天，按北宋皇室规矩，计划安排文武百官在殿前给刘太后叩头祝寿。这本来没什么，既然属于朝廷官方仪式的一种，大家照办就是了。问题是太后要求宋仁宗也跟随百官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她下跪叩头。这件事本来跟范仲淹这个图书管理员没有一毛钱关系，但他听闻却义愤填膺。
在他看来：“宋仁宗私底下向太后叩头，那是家事，理所应当，外人也管不着；但在官方仪式范畴内，皇帝才是至尊第一人，太后要宋仁宗当众下跪，就是犯了纲纪伦理。”
于是他写了奏章，为宋仁宗叫屈并反对这一安排。有跟范仲淹要好的官员，听闻此事，赶紧相劝：“此事万万行不得，得罪太后就麻烦了。”谁知越劝，范仲淹的“天下为公”理念越发强烈，他干脆在奏章上加了一条：提请刘太后撤除垂帘听政的做法。
诚然，范仲淹的奏疏说出了很多大臣尤其是宋仁宗的心声，但唯一“不和谐”的地方是：范仲淹官位太低，这种事哪里轮得上他说话？所以满朝上下无人回应。舆论沉默中，其实暗藏杀机。
没过几天，范仲淹就被贬官到山西永济县当地方小官去了，而且还是个副职。临行前，朝中密友为范仲淹饯行：“范君此行，很是荣耀啊！”朋友是嘲讽他吗？当然不是。意思是，范仲淹出于公心，不顾个人安危，大胆谏言，虽贬犹荣。在读书人的精神坐标下，这是很高的评价。
这一段小插曲看似随机，实则蕴含着必然。范仲淹的性格如此，公心如此，理念如此，迟早是要朝大胆谏言的方向上去的；见到不平不公不合理之事，他就要拍案而起，欲改之而后快。
可以说，政治改革家，是范仲淹必然的官场走向。果不其然，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就把范仲淹重新调回京城，担任右司谏，也就是专门上书言事的官职。这一来，范仲淹更无所顾忌了，从此在谏言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然而，对于范仲淹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担任言官职务，终究是要得罪皇帝的。有一次，时任宰相吕夷筒为了扶持跟他关系近的杨妃和尚美人，积极撺掇宋仁宗废掉正牌皇后郭氏，宋仁宗也正有此意，并明令百官不许干预。
范仲淹听闻，此事没道理呀，遂直接来到皇宫欲当面质问宋仁宗。无奈宋仁宗把起居室的门一关，任凭范仲淹敲打，就是不理会。事已如此，范仲淹本该放弃。但范仲淹不死心，第二天一早，又想找上门去。结果触怒了宋仁宗，再次被贬官，改任睦州(今浙江桐庐县一带)知州。这一次，朝中密友再次为范仲淹饯行：“范君此行，更是荣耀！”瞧见没有，其实这都是一帮损友，所有的风险都是范仲淹一个人的，可劲儿撺掇呗。
05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情耿直这种事是有瘾的。范仲淹遭遇贬官，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二必有其三。后来范仲淹在地方上工作业绩突出，宋仁宗又把他调回了“京城”开封。可见宋仁宗对范仲淹是有感情的，并不想彻底堵死他的官路。但唯有一条，这一次，宋仁宗没让范仲淹进皇宫任职，而是在地方上担任开封知府。但就算这样，也挡不住范仲淹“干预”朝政的强烈愿望。谁让他心中的“家国情怀”燃烧地如此旺盛呢？
范仲淹跟时任宰相吕夷筒不对付是陈年老梗了，尽管范的职务级别跟吕不在一个等级。吕喜欢滥用职权，四处安排亲近的人当官，贪腐之风蔓延不止，范就想方设法收集证据，当着吕的面向宋仁宗告状或举报。吕夷筒对其怀恨在心，一心想整治范仲淹。
宋仁宗
宋仁宗二十七岁那年，他还无一子嗣。还是那句话，范仲淹的“天下心”情结太重，真以为封建帝制下的江山有他的一份子，总想着“匹夫有责”，所以私下里议论过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吕夷筒得知此事，在宋仁宗跟前好一番添油加醋，搞得皇帝大发雷霆，直接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岭南等地。这一次贬官，前来送行的人都寥寥无几了。
此后好多年，范仲淹都在地方上辗转为官，看不到任何转机。直到1038年，西北地区爆发“西夏国”叛乱事件，范仲淹受人举荐，被派到前线当副主帅。此后多年，范仲淹一直在军队从事军务工作，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多专多能，范仲淹也算是读书人当中的奇人了。范仲淹的贡献，宋仁宗已经看在了眼里，所以不但把范调回“京城”开封，还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即军事最高机关副长官。
吕夷简
不久，随着原宰相吕夷筒的倒台，范仲淹被推到了副宰相的高位上。前方战事仍在继续，后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范仲淹酝酿了二十多年的改革思想，看起来终于有了实施的希望。1043年，宋仁宗亲自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政改方案，范仲淹激情澎湃地出台了十项改革主张，分别涉及吏治、贡举、公田、农业、军备、法纪、徭役等方面。
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举措全面推开，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政通人和的清新暖流。范仲淹少年时期立下的“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向，终于迎来了实现高潮。改革家范仲淹的标签，也被铭刻在了历史的文本之上。
然而，大宋封建帝制下的江山，说到底是皇帝本人的私有江山，范仲淹的“家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是个伪命题。1044年，一起牵涉到范仲淹诸多同僚的莫须有“谋逆”案，让大宋皇室对范仲淹的改革诚心有所动摇；加之这一年，长达六年的“西夏”战事宣告平息，宋仁宗也失去了改革政务的动力。种种因素纠合之下，宋仁宗宣布废除改革措施，并撤去了范仲淹的军政要职。自此，范仲淹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的舞台。
回首范仲淹的政治生涯，可谓大起大落，却也经历了诸多权力高潮。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算实现了“便任天下”的宏愿。
朱熹格言楹联，抄录并制屏于明清时期，现收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格言全文如下：
虞舜能顺亲之心，曾参能养亲之志，吾人不可无此孝思。
大禹有昌言之拜，元公有吐握之勤，吾人不可无此恭逊。
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
韩琦不责碎玉之胥，刘宽不叱飜羹之婢，吾人不可无此度量。
赵清献公无事不可告天，司马温公无语不可对人，吾人不可无此光明。
杨伯起却暮夜之金，罗一峯拒奔楼之女，吾人不可无此正大。
韩淮阴甘受胯下之辱，蔺相如谨避廉颇之威，吾人不可无此舍忍。
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无此服习。
苏季子引锥刺股而自奋，司马光员木为枕以自警，吾人不可无此勤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