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但实际上，新中国一直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个发展方向。
1944年8月，抗战还没结束时，毛主席便开始筹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
不久，毛主席又对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由此可见，早在建国之前，毛主席就主张进行“对外开放”了，并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项“基本国策”。
建国后第二年，中国就先后与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元增长了73%。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国、荷兰、法国、西德、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
因香港的原因，毛主席非常重视跟英国的发展关系。1954年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合作。”
同年10月，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同样的原则：“尽管（中英）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丘吉尔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合作。”
另外，在争取法国、日本方面，毛主席也进行了许多努力。为了争取法国，1961年2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也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中法之间虽然还没建交，但人民来往和贸易往来还是可以进行的。”
正是由于毛主席等人的共同努力，法国在西方国家中才较早地承认我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局面意义重大。
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主席更是不遗余力地全面开展工作，起初倡导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往来，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因此，建国初期在毛主席接见的外宾中，以日本的批次、人数为最多。
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较大贡献的日本人士浅沼稻次朗、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等等，都曾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大中的合法席位，不能不说都是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外交政策促成的。
尤其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中日两国的建交，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与中国的“建交热”。截止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到110多个，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说：没有毛主席的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话一点也不假。
来源：历史客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