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朱子家训》是朱熹写的吗？错了！
吴钩
17世纪40年代，是中国社会天崩地裂的10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寻了一棵歪脖子树自缢身亡；同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次年，清廷在江南大开杀戒，制造了“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血案。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清兵攻破昆山城，出身于昆山世族的明季士大夫朱集璜，不愿降清，不甘受辱，毅然“投东禅寺后河死”。另有一种说法，则说朱集璜在城破之日被清兵抓获，“大骂不屈，见杀”。总之，这位大明的孤臣孽子以身殉国了。
牺牲之时，朱集璜正值壮年，48岁。他18岁的儿子朱用纯逃过一劫，在那风雨飘摇的乱世活了下来。
父亲悲壮的死，自然让朱用纯悲痛欲绝。但战乱之中，他连收葬父亲都不能够。俟时局稍定，他才得以回到故里昆山，为父亲办了葬礼，并搭茅庐于墓侧，守孝三载。又取西晋王裒攀柏庐墓的故事，自号“柏庐”，以明心志。王裒之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王裒“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
朱用纯这是决心要以王裒为人生榜样了。在为父亲守孝的日子里，朱用纯深深明白，父亲的死，已给他这一生的命运打下一个无法抹掉的咒印。他不能忘记父亲人生最后的抉择：在清兵围城之下，父亲慷慨蹈水，以身许国。从此他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将默默看着儿子漫长的人生路。
朱用纯虽生逢乱世，但家学渊源，学问极好，一生著作等身，身后留下《删补易经蒙引》十二卷、《愧纳集》十二卷、《毋欺录》三卷、《柏庐外集》、《大学中庸讲义》等等。后人将他与徐枋、杨无咎并称为“吴中三高士”。但朱用纯终生未仕，既不参加清廷举行的科举考试，也不接受推荐、参与清政府专为他这样的大名士、大学问家而设的“博学鸿词”考试。拒不入仕，足迹只限于吴中。
——他可以臣服那一个父亲宁死也不投降的朝廷吗？可以归顺那一个强迫华夏士民剃发易服的征服者集团吗？可以跟那一个屠杀无数江南乡亲的敌人合作吗？
万万不能。
从前的士大夫，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这“治国”之路，已不可以走——就算像钱谦益那样断发易冠、效忠新朝，但这大清的国家还有让他参与治理的份么？那么朱用纯还能做什么？
今天许多人或会以为，旧时的读书人只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实未必。朱用纯誓不仕清，但他可以隐居于江南小镇，潜心于书斋学术，设馆授徒，传播他的学问。这也是为华夏存斯文之一脉。
在研究理学、教学授课之余，朱用纯开始编写《治家格言》。这本告诉人们如何治理一个家庭的小册子，又叫做《朱子家训》。后世有不少人都误以为《朱子家训》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所传，其实不对。《朱子家训》是明朝遗民朱用纯的心血结晶。
《朱子家训》短短数百言，却道尽传统中国人“修身”、“齐家”的精义。它告诉人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被“丈母娘经济学”折磨过的朋友心有戚戚焉）；“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标哥你同意吗？）……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就会承认，即使放在今天，《朱子家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
谁说治家是小事？无数的“家”构成了我们身处的“社会”，“治家”即是建构基于亲情的小共同体，培育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也是传统士大夫在“治国”的上行道路走不通之时，转向下行道路、致力于建立社会自治秩序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许多年之后，朱用纯的穿透历史烟云的影响力终于显示出来，他留下的《治家格言》不知不觉间已一纸风行，风靡一时，是清代士大夫、富商、市民人家整饬门风、振作家声、光耀乡里、名垂后世的治家良策。林则徐、李鸿章与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等大名人，都虔诚抄写过朱柏庐《治家格言》；同治年间，昆山书法家彭龙光还以小楷抄《治家格言》近百幅，赠送亲友邻里；直至民国时，但凡书香门第、官宦富商之家，都会请文人书写《治家格言》一幅，贴挂在厅堂之上或书房之中，以期让子孙在日常起居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教导。
古人重家风传承，养成优良的家风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历代都有不朽的家训传世，从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到宋代的《袁氏世范》，从明代吕坤的《近溪隐君家训》再到朱柏庐的《治家格言》。这些传世家训，共同构造了传统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高贵维度。当今天我们感叹“暴发户”成堆而“贵族”一个也没有的时候，不妨重新翻开《治家格言》，重温来自历史深处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