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新
我与先生的情缘
要想真正懂得叶圣陶先生，必须关注一个关键词：教育。
从18岁做小学教师开始，叶圣陶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育，从事教育工作近80个春秋。他对教育的挚爱之炽和思虑之深，堪称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无论是在甪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的青春年华，还是在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和编写系列国语教材时的激情岁月，无论是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间对教材国家队的建设，还是主政中国民主促进会时对一线老师的关怀……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圣陶提炼出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等观点。这些观点来自火热的教育生活，又经过他的提炼，一经提出便脍炙人口。
如果仅仅如此，叶先生于我而言，可能也只是从文字里学习讨教的教育大家。但是，因为一份特别的情缘，叶圣陶变成了我的“唯一”。
在我苏州居所对面有一所草桥小学，前身就是叶圣陶曾经就读过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每个清晨，听到孩子们琅琅读书声，推窗从楼上眺望孩子们在操场嬉戏追逐，有时我不由得会遐想，就在这叶圣陶曾经读书嬉戏的地方，是否又有“小小叶圣陶”正在悄然成长着？从草桥小学门前的小巷往前不到100米，就是苏州市第一中学，它的前身则是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叶圣陶从这里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寒而直接走上了教学岗位。早晨或者晚间跑步，我经常会路过这里，看着叶圣陶亲笔题写的校名，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象着，当年他的青葱岁月，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在这里是如何激扬文字。
不仅如此，在叶圣陶先生和我的情缘之中，还有另一关键词：民进。
我是1988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那年2月，叶圣陶刚刚离开我们。新华社消息称：“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那时，叶先生的名字，已经永远与中国民主促进会浇铸到了一起。
民进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叶圣陶并不在上海。不过，他于1946年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而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都是民进会员。同时，他通过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与民进的文化界、教育界同人一起投入到民主爱国的运动中。所以，他虽然在1962年才正式加入民进，但早已是民进之友。1979年，他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他出任继马叙伦、周建人之后的第三任民进中央主席。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机关的大厅，矗立着叶圣陶的塑像。先生面容温和，目光睿智，每天上班都会看到他亲切的微笑，心中油然而生的敬意总在继续催生着责任。
“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1912年，18岁的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理想，来到了言子庙小学当教师。学校设施简陋，功课只有国文、算术和修身三门，课堂三间，教师三人，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叶圣陶没有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训练，初为人师的他对于教师职业还是忐忑不安的，情绪也不太稳定。
在《言子庙》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叶圣陶为学生的进步欢欣鼓舞，如在算术课上，他看到学生“稍有进步”，就觉得“大增兴趣”，并且感悟到“学生与教师之精神固互相提携互相竞进者也”。有时候，他为教学次序混乱而沮丧不安，当他的课堂出现“嚣乱不堪”“次序杂乱已极”的情况时，就深深自责，感到“汗颜”和“深为之悲”。
但是，叶圣陶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教育风格。他的日记记录和批评了当时学校的弊端，如省视学来校视察，转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脚都没站稳，什么都不看，怎能算是视察？再如学校为了保护花草，禁止学生入园。他说：学生不能亲近自然，即使没有一花一叶损坏，又有何用？在课堂上，他给学生讲述鲁滨逊孤岛漂流的故事以释“独立”，讲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以扬“民主”，讲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引导学生关心国事。1914年，有点另类的他被学校以缩减班次为由解聘。
1917年3月，叶圣陶受同学吴宾若的邀请，来到苏州城郊的甪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他自编国文教材，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他重视课外实践，带领学生开出一片荒地办起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学校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他重视艺术教育，建戏台、编剧本，把课文改编成话剧、戏剧，师生一起排演；他重视家校合作，在“恳亲会”上为学生父母展示孩子们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蔬菜，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团体操和戏剧。
前后八年左右的从教生涯中，叶圣陶对教育的理解，对教师的认识不断深化。他明确提出教师问题是教育问题的关键，把师范教育看作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他说：“没有教师，教育无从实施；没有教师，受教育者无从向人去受教育。”因为教师的重要，培养教师的师范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他殷切地希望师范生都去从教当老师，“为学校里的太阳，代替以前昏暗不明的爝火”。
他认为教师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尤其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在《如果我当教师》这篇文章中，叶圣陶用假想的方式，对理想中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进行了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诗意表述。
他说，如果他当小学老师，一定不会把儿童当做讨厌的小家伙、烦心的小魔王，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干净还是肮脏，他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他要从最细微处培养他们的好习惯。
他说，如果他当中学老师，他会努力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他不会把忠孝仁爱等抽象的徳目往学生的头脑里死灌，不会叫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
他说，如果他当大学老师，他不会照本宣科，不会用“禁遏的办法”对待学生，而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心得与学生分享，尽可能做学生的朋友。他说，无论自己当小学、中学或者大学老师，都会时时记住，自己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事业有大有小，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孩子，也应该是平等的。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只要有教师来信，叶圣陶一定会亲笔作复，而且专用毛笔，恭楷书写。1957年6月8日，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听取大家对教育部的意见。一位编辑讲述了他们调研农村小学时发生的故事：晚上住的地方没有厕所，学校备了尿盆，第二天早上，校长颐指气使地命令一位小学老师给调研人员倒尿盆。前一天他们还在与这些老师座谈，旁听课程，敬佩这些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中教书育人，现在看到他们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心中很是气愤。叶圣陶听了汇报，当场失声痛哭。
“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
在甪直从教期间，叶圣陶就开始自编国文课本，每篇选文后均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数篇选文后有一篇关于文章欣赏和习作指导的“文话”，非常受学生的欢迎。从此，他一生与语文教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叶圣陶主持开明出版社不久，就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开明国语课本》。他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400余篇课文，由丰子恺配画。这些课文均为原创或改编，“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有文章介绍说，由于全力以赴工作，叶圣陶一年里“未听到蝉鸣，未看到荷花”。但是，他让孩子们在教材中听到了蝉鸣，看到了荷花。
1949年以前，小学的语文课程一般称为“国语”，因为小学阶段是让学生掌握国家的语言为主。中学阶段的语文课程则称为“国文”，因为中学阶段是让学生掌握国家的文字为主。1949年以后，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
叶圣陶对于语文教育非常重视。他认为，语文教育对于儿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非常需要的学科，也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听说读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听和读，说和写。“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四种能力相辅相成。
在叶圣陶看来，小学语文偏重“语”，应该“把训练儿童说话这件事看得极其重要”。而且，儿童的说话训练不但是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的事情，应该是各科教学和全体老师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认为，所谓善于说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齿伶俐、虚文缴绕，而是“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具体说，就是要精于思想，善于情感和工于表达。说话的训练，关键有两条，一是尽可能给学生说话的机会，二是老师的说话要成为学生的典范。
叶圣陶明确指出，阅读是教育的核心与关键。离开学校以后，学生的成长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所以“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形成的能力。他主张给学生阅读的自由空间，曾经严厉批评了一些学校取缔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的现象，认为这样做其实是“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他建议加强阅读的指导，认为阅读指导如同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按照这个指点，走路的人不但不会走冤枉路，而且会“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
叶圣陶指出，“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用嘴说话叫做说话，用笔说话叫做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文字”。所以，写文章绝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来写在纸上，只不过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
既然写作就是说话，那么，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叶圣陶认为，关键是做到四个不：即不花言巧语，言不由衷；不认是为非，将虚作实；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颠三倒四，噜里噜苏。前面两个是说老实，后面两个是说明确。说不老实的话，写不老实的文章，无非是想自欺欺人；说不明确的话，写不明确的文章，在自己是等于说了白说，在人家则是听了莫名其妙。当然，写作虽然是说话，但是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头说话。要让自己说的话老实而明确，就要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同时，也要了解文章与语言两样的地方，如说话有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帮助，文章则没有；说话可以天南海北，不讲究开头结尾，文章则需要讲究；说话可以没有题目，文章则需要；说话可以用方言土语，文章则不能过多采用。
叶圣陶对于教师的写作和写作教学也非常重视，强调教师应该带头写“下水作文”，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对取材布局、遣词造句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对学生的指导才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用心领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进步”。
叶圣陶认为，写作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个个成为作家、文学家，而只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写作已经同衣食一样，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所以，一方面要关注写作的两个重要基础，阅读与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进写作教学，如题目要尽可能让学生有话可说，让学生养成自己检查修改的习惯，学生共改和教师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方法。
“在各项教育里，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项”
1911年，叶圣陶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儿童之观念》，呼唤尊重儿童。在女儿出生不久，他曾经以女儿的口吻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啼声》，批评了当时的人们不倾听儿童的心声，把孩子当玩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等问题。
叶圣陶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在各项教育里，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项”。家庭教育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学校教育，因为“家庭久而学校暂”，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分不开，因为儿童年幼时接触的东西、阅读的材料，能够“印其脑中深镂而不可拔”。他认为，教育子女本身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个成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做了父母就注定应该负教育子女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个责任，“就是不爱自己的子女，就是不应当有子女”。如果父母自觉缺乏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不妨先不要忙着生孩子。与其让孩子不能够得到合适的教育，还不如先不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也是对孩子的深爱。
如何爱孩子才是真正的爱，叶圣陶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作为父亲，叶圣陶也面临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的问题。1930年，他在《做了父亲》一文中就写道：“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装着暖气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华胄贵族，谁也不肯对儿女做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属无谓。”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的3个儿女不仅没有上好的小学、好的中学，两个儿子甚至连大学的门也没有进过。在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时，他的孙子孙女，也没上北京的名校，而是在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回忆说：“在我们兄妹几个成长的过程中，爷爷和爸爸从来都没有规定过我们必须看什么书，背什么文章；没有要求我们的成绩一定要排在班上的第几名，一定要考上什么初中、什么高中；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哪种技能；更没有因为什么事情非常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相对成绩来说，他们更愿意听我们说说发生在身边和学校里的事情，我们正在参加的那些活动，正在看的课外书、看的电影。谈话中他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和建议，会引导我们多看、多想、多实践。”
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在家庭教育中一直坚持的做法。其中，培养习惯是关键。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曾经说起一件往事：他小时候有一次着急出去，随手一甩，西屋的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意识到这违反了爷爷的规矩，赶忙往姑奶奶房间躲，没想爷爷还是追到北屋，把他拽了回来，让他重新关门。叶小沫回忆说，爷爷一直要求她搬东西要轻拿轻放，但毕竟是小孩子，还是常常会把这些道理忘在脑后。她就多次被爷爷叫住，让她把椅子搬起来重放，把门打开来重关，反复练习，直到养成了习惯。她说，自己的有些好习惯，正是在爷爷不厌其烦的督促下养成的，至今受益匪浅。
叶圣陶关于教育的思考是全面而系统的，以上只是截取了三个断面作简要介绍。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当时当下的教育问题。1981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调查报告，希望叶圣陶发表评论。老人家请孩子念给他听，结果，念的人越来越哽咽，听的人越来越难受。其后，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我呼吁》。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希望教育部的领导拿出比说话更加有效的实际行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不要用摧残学生的身心来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希望高校的领导千万不要招收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学生；希望小学的领导不要从小就开始应试教育。尤其希望中学的领导要顶住上级领导、父母、舆论的压力，不要害怕“剃光头”；希望中学的老师处处为学生着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们明白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体的编辑不要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希望出版社的编辑不要印行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叶圣陶在文章的结尾诚恳地写道：“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可以说，这是一篇批评应试教育的檄文，也是一声迎接素质教育的号角。
2014年，我曾经选编了一本《叶圣陶教育名篇选》。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教育是人类用来认识自我、确立自我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践行。我相信，当文字让我们穿越时空阻隔，得以与叶圣陶先生在教育路上并肩同行，一定会给我们的行走增添新的智慧与动力。
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叶圣陶的教育世界，汲取先生的智慧和激情，建设今天的教育世界。
作者：朱永新，1958年8月生，江苏大丰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