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我们应该如何书写历史？
施德／研读经典
《读通鉴论》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著，其为王夫之先生读史所作评论，诚为开卷有益之书。
《读通鉴论》叙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为，匹夫匹妇之与知，圣人莫能违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以口说为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习非为是，虽覆载不容之恶而视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则恶不知惩。善亦犹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阂，而天良在为；非秉日月之明以显之，则善不加劝。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赞一辞，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庄生曰：“春秋经世之书，圣人议而不辩。”若华督、宋万、楚商臣、蔡般，当春秋之世，习为故常而不讨，乃大书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辩也。以此义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温辈之为大恶也，昭然见于史策，匹夫匹妇得以诟厉之于千载之下，而又何俟论史者之喋喋哉？
今有人于此，杀人而既服刑于司寇矣，而旁观者又大声疾呼以号于人曰：此宜杀者。非匹夫匹妇之褊躁，孰暇而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诈遁之游辞不能复逞。使圣人取中肩之逆、称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谓穷乱贼之奸；彼奸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妇之巷议也，而又奚畏焉。
萧、曹、房、杜之治也；刘向、朱云、李固、杜乔、张九龄、陆贽之贞也；孔融、王经、段秀实之烈也；反此而为权奸、为宦寺、为外戚、为佞倖、为掊克之恶以败亡人国家也；汉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后世之骄奢淫泆自贻败亡也：汉高之兴，项羽之亡，八王之乱，李、郭之功；史已详纪之，匹夫匹妇闻而与知之。极词以赞而不为加益，闻者不足以兴；极词以贬而不为加损，闻者不足以戒。唯匹夫匹妇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词累说，自鸣其达于古者，乐得而称述之。曾君子诱掖人之善而示以从入之津，弭止人之恶而穷其陷溺之实，屑侈一时之快论，与道听涂说者同其纷呶乎？故编中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所繇与胡致堂诸子之有以异也。
施德论：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于史学最发达”，梁启超先生如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史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很早时候就确立了史官制度，也形成了完备的史学体裁体例。国人也尤其重视从历史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这不，当下就有着一股“历史热”在阵阵涌起。通俗历史写作在普及知识方面起到了积极意义，但也毋庸讳言，在通俗历史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据笔者粗略观察，就有以下怪现象：
第一，是伪，表现是野心比较大，想着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定义一个朝代，乃至于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其实，历史的真正迷人之处就在于其复杂性，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制度，一切都在运行中变化调整，在某些时刻甚至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形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通常认为，秦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夏、商、周等所谓“三代”实行的是以分封、井田、学校、选举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而秦朝以后的制度则以郡县制等为基础，两者运行之中千差万别，不可混为一谈。在秦朝以后历代王朝中，皇帝制度、宰相制度、监察制度、选官制度、地方制度在每一个朝代都有其各自特色。即使同一个朝代、同一个制度，朝代初期与朝代中后期不同，在汉武帝等强势君主当政时期与汉元帝等柔懦君主当政时期不同，与汉殇帝等东汉小皇帝当政时期更加不同，此外，其运行特点还受其他许多因素只影响。一言以蔽之，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其复杂性远非专制、极权等过于简单的词汇所能描述或概括。如果在缺乏系统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强行对其归纳和定义，难免有作伪之嫌疑。
第二，是诈。过于注重挖掘权术，将历史视为“厚黑学大全”和“老狐狸经”，而对真正重要的道德和制度资源则视而不见，这样陷入功利与阴谋家而不自知。有人试图从“反经以行权”的角度为这种行为辩护。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经和权关系的问题。古代思想家通常认为：经（遵守规则）是常态，权（权宜行事）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的变通之计。其实，古人在不得已用权的同时，也往往限制权的应用。比如《春秋公羊传》在讲到“祭仲行权”这一案例时，特意提到：“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改变规则、权宜行事前提是贬损自己或者不害人，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别人是不被允许的。
或许有人会说，孔子不是也主张“行权”么？孔夫子在《论语》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行权是经过“学”、“适道”、“立”这几个过程后，达到了“知为己”、“学足以明善”、“信道笃”，在“知时措之宜”的基础上从容行权。他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后之行权，而非痴迷于行权，更非懵懵懂懂地莽撞去行权。使孔子复生，他对“小人行险以侥幸”绝对是深恶痛绝的。
此外，古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对于经与权的关系也有着较为成熟的考虑。汉朝时，在西域斩获北匈奴郅支单于的陈汤，立不世之功，却在封赏遇到阻碍。原因何在呢？原来是陈汤发兵攻灭郅支单于的行动是在没有经过朝廷认可情况下，陈汤与甘延寿矫诏而为的，朝廷大臣们等担心之后的将领以此为先例，在西域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对朝廷制度的有效运行造成危害。
行权尚且受到限制，更何况痴迷于权术了。故而相对于权术、阴谋，对于古代制度资源和道德资源的挖掘更有意义。通过读史提高自身道德意识，考察制度演变之迹及对今天的启示。这才是《大学》明德、亲民之学，舍此则为舍本逐末，攻乎异端。
第三，是浮。也有人热衷于用历史搞影射，借助历史说事儿。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并非来源于对历史的分析，而是来自于对现实懵懵懂懂观察的映射。阅读历史材料也并没有真正丰富其知识、提高其历史见识。
“合则两害，分则两利。”对社会的批判不应该采取简单的隐喻，对于历史的研究更不该从对现实的简单隐喻出发，而应在对史料仔细爬梳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的思考与辩难，而不是用对历史的想象来取代和代替对于当下真实社会的批判和分析。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读史致用、以史学资治，而是提示我们对于经世致用应该有一种审慎和严谨的态度，是以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王夫之先生的《读通鉴论》就是一个典型，他不满足于停留在人云亦云的看法上，也并不故作唱高调而停留表面的书生之见，他的史论几乎篇篇经典、字字玑珠。他还认为：“《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赞一辞，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他在《读通鉴论》叙中的论述或许值得真正有志于历史分析的人借鉴，对此我们可从其一篇叙中管窥。
第四，是俗，表现为言语粗鄙。在历史叙述中，缺乏对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孔子曰：“出辞气，则斯远鄙倍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以上格言当奉为圭臬。
历史写作反映出一个作者的品味和见识。或许读读中国史学史也是有好处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书写历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一整套叙述和书写的理论和方法，像春秋笔法、属辞比事、文以载道、修辞立诚、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说法，或许人们都耳熟能详。清代章学诚等文史大家也倾向于认为历史写作能起到载道和记事的作用即可，因而把道理说明白了，把事件叙述清楚了就行，遣词造句的推敲固然必不可少，但不必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在文字中臧否人物、哗众取宠更属无益之举。
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姜云的“让子弹飞一会儿”，在评论和写作历史时，再酝酿一会儿，多沉潜一会儿。
本期责编：李舒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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