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鱼儿·雁丘词 / 迈陂塘》
元好问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
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啊！请问世间的各位，爱情究竟是什么，竟会令这两只飞雁以生死来相对待？
南飞北归遥远的路程都比翼双飞，任它多少的冬寒夏暑，依旧恩爱相依为命。
比翼双飞虽然快乐，但离别才真的是楚痛难受。到此刻，方知这痴情的双雁竟比人间痴情儿女更加痴情！
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的情侣已逝，真情的雁儿心里应该知道，此去万里，形孤影单，前程渺渺路漫漫，每年寒暑，飞万里越千山，晨风暮雪，失去一生的至爱，形单影只，即使苟且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汾水一带，当年本是汉武帝巡幸游乐的地方，每当武帝出巡，总是箫鼓喧天，棹歌四起，何等热闹，而今却是冷烟衰草，一派萧条冷落。
武帝已死，招魂也无济于事。女山神因之枉自悲啼，而死者却不会再归来了！
双雁生死相许的深情连上天也嫉妒，殉情的大雁决不会和莺儿燕子一般，死后化为一抔尘土。
将会留得生前身后名，与世长存。狂歌纵酒，寻访雁丘坟故地，来祭奠这一对爱侣的亡灵。
注释
《摸鱼儿》：一名《摸鱼子》，又名《买陂塘》、《迈陂塘》、《双蕖怨》等。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宋词以晁补之《琴趣外篇》所收为最早。双片一百一十六字，前片六仄韵，后片七仄韵。双结倒数第三句第一字皆领格，宜用去声。
乙丑岁：金章宗泰和五年，以天干地支纪年为乙丑年，当时元好问年仅十六岁。
赴试并州：《金史·选举志》载：金代选举之制，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试，凡四试。明昌元年罢免乡试。府试试期在秋八月。府试处所承安四年赠太原，共为十处。
识：标志。
雁丘：嘉庆《大清一统志》：雁丘在阳曲县西汾水旁。金元好问赴府试……累土为丘，作《雁丘词》。
无宫商：不协音律。
直教：竟使。许：随从。
双飞客：大雁双宿双飞，秋去春来，故云。
“就中”句：这雁群中更有痴迷于爱情的。
“君应”四句：万里长途，层云迷漫，千山暮景，处境凄凉，形影孤单为谁奔波呢？
“横汾”三句：这葬雁的汾水，当年汉武帝横渡时何等热闹，如今寂寞凄凉。汉武帝《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平楚：楚指丛木。远望树梢齐平，故称平楚。
“招魂”二句：我欲为死雁招魂又有何用，雁魂也在风雨中啼哭。招魂楚些：《楚辞·招魂》句尾皆有“些”字。何嗟及：悲叹无济于事。山鬼：《楚辞·九歌·山鬼》篇指山神，此指雁魂。
暗啼：一作“自啼”。
“天也”二句：不信殉情的雁子与普通莺燕一样都寂灭无闻变为黄土，它将声明远播，使天地忌妒。
骚人：诗人。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大雁的生死至情深深地震撼了作者，他将自己的震惊、同情、感动，化为有力的诘问，问自己、问世人、问苍天，究竟“情是何物”？起句陡然发问似雷霆万钧，破空而来；如熔岩沸腾，奔涌而出。正如后来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至极处，具是何物，竟至于要生死相许？
作者的诘问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引发出对世间生死不渝真情的热情讴歌。在“生死相许”之前加上“ 直教”二字，更加突出了“情”的力量之奇伟。词的开篇用问句，突如其来，先声夺人，犹如盘马弯弓，为下文描写雁的殉情蓄足了笔势，也使大雁殉情的内在意义得以升华。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这二句写雁的感人生活情景。大雁秋天南下越冬而春天北归，双宿双飞。作者称他们为 “双飞客”，赋予它们的比翼双飞以世间夫妻相爱的理想色彩。“天南地北” 从空间落笔，“几回寒暑” 从时间着墨，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写出了大雁的相依为命、为下文的殉情作了必要的铺垫。
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 是中：于此，在这里面。这几句是说大雁长期以来共同生活，既是团聚的快乐，也有离别的酸楚，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形成了难以割舍的一往深情。长期以来，这对“双飞客”早已心心相印，痴情热爱，矢志不渝。“痴儿女”三字包含着词人的哀婉与同情，也使人联想到人世间更有许多真心相爱的痴情男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君：指殉情的大雁。这四句是对大雁殉情前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揣摩描写。当网罗惊破双栖梦之后，作者认为孤雁心中必然会进行生与死、殉情与偷生的矛盾斗争。但这种犹豫与抉择的过程并未影响大雁殉情的挚诚。相反，更足以表明以死殉情是大雁深入思索后的理性抉择，从而揭示了殉情的真正原因：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的情侣已逝，自己形孤影单，前路渺茫，失去一生的至爱，即使荀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痛下决心， “自投于地而死”。“万里”、“千山”写征途之遥远，“层云”、 “暮雪”状前景之艰难。此四句用烘托的手法，揭示了大雁心理活动的轨迹，交待了殉情的深层原因。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这几句借助对历史盛迹的追忆与对眼前自然景物的描绘，渲染了大雁殉情的不朽意义。 “横汾路”指当年汉武帝巡幸处。“寂寞当年箫鼓”是倒装句，即当年箫鼓寂寞。楚：即从莽，平楚就是平林。这几句说的是，在这汾水一带，当年本是帝王游幸欢乐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一片荒凉，平林漠漠，荒烟如织。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曾率文武百官至汾水边巡祭后土，武帝做《秋风辞》，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可见当时是箫鼓喧天，棹歌四起，山鸣谷应，何等热闹。而今天却是四处冷烟衰草，一派萧条冷落景象。古与今，盛与衰，喧嚣与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几句中，词人用当年武帝巡幸，炫赫一时，转瞬间烟消云散，反衬了真情的万古长存。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 些，句未象声词。《楚辞·招魂》句尾均用“些”字，所以称“楚些”。这句意思是 武帝已死，招魂无济于事。山鬼自啼风雨——《楚辞·九歌》中有《山鬼》篇，描写山中女神失恋的悲哀。这里说的是山鬼枉自悲啼，而死者已矣。以上两句借《楚辞》之典反衬了殉情大雁真情的永垂不朽。 天也妒。
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大雁生死相许的深情连上天也嫉妒，所以这对殉情的大雁决不会和一般的莺儿燕子一样化为黄土。而是“留得生前身后名”，与世长存。这几句从反面衬托，更加突出了大雁殉情的崇高，为下文寻访雁丘作好铺垫。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这是从正面对大雁的称赞。词人展开想象，千秋万古后，也会有像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的“钟于情”的骚人墨客，来寻访这小小的雁丘，来祭奠这一对爱侣的亡灵。“狂歌痛饮”生动地写出了人们的感动之深。全词结尾，寄寓了词人对殉情者的深切哀思，延伸了全词的历史跨度，使主题得以升华。
金章宗泰和五年，年仅十六岁的青年诗人元好问，在赴并州应试途中，听一位捕雁者说，天空中一对比翼双飞的大雁，其中一只被捕杀后，另一只大雁从天上一头栽了下来，殉情而死。年轻的诗人被这种生死至情所震撼，便买下这一对大雁，把它们合葬在汾水旁，建了一个小小的坟墓，叫“雁丘”，并写《雁丘》辞一阕，其后又加以修改，遂成这首著名的《摸鱼儿· 雁丘词》。
这首词名为咏物，实在抒情。作者驰骋丰富的想象，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对大雁殉情而死的故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再加以充满悲剧气氛的环境描写的烘托，塑造了忠于爱情、生死相许的大雁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感人至深的爱情悲歌。词作中大雁的惨死正象征着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礼赞，其中深深寄托了词人进步的爱情理想。词中以帝王盛典之消逝反衬雁丘之长存，正说明纯真爱情在词人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词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折光。
词中写殉情之雁不会与莺儿、燕子一样化为黄土，正是强调其忠于爱情的精神不朽。词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写出了这种精神的永不磨灭，使读者不能不佩服他的惊人识见。这首作品中的崇情意识，与辽金文学率真尚情之传统一致，和词人年少之浪漫痴情有关，也与《董解元西厢记》和后来元杂剧肯定个人价值和欲望的精神相通。全词情节并不复杂，行文却腾挪多变。围绕着开头的两句发问，层层深入地描绘铺叙。
有大雁生前的欢乐，也有死后的凄苦，有对往事的追忆，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前后照应，上下联，寓缠绵之情于豪宕之中，寄人生哲理于情语之外，清丽淳朴、温婉蕴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元好问的词作以雄浑博大见长。在这首词中词人以健笔写柔情，熔沉雄之气韵与柔婉之情肠于一炉，确实是柔婉之极而又沉雄之至。清人刘熙载评元好问词时说“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这首《雁丘词》正是摧刚为柔，“疏快之中，自饶深婉”的范例。
词的上阙开篇一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个“问”字破空而来，为殉情者发问 ，实际也是对殉情者的赞美。“直教生死相许”则是对“情是何物”的震撼人心的回答。在“生死相许”之前加上“直教”二字，更加突出了“情”的力量。“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这二句写雁的感人生活情景。大雁秋天南下越冬而春天北归，双宿双飞。
作者称他们为“双飞客”，赋予它们比翼双飞以世间夫妻相爱的理想色彩。“天南地北”从空间落笔，“几回寒暑”从时间着墨，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写出了大雁的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生活历程，为下文的殉情作了必要的铺垫。“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这四句是对大雁殉情前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揣摩描写。当网罗惊破双栖梦之后，作者认为孤雁心中必然会进行生与死、殉情与偷生的矛盾斗争。但这种犹豫与抉择的过程并未影响大雁殉情的挚诚。相反，更足以表明以死殉情是大雁深入思索后的理性抉择，从而揭示了殉情的真正原因。
词的下阙借助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衬托大雁殉情后的凄苦，“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三句写葬雁的地方。“雁丘”所在之处，汉代帝王曾来巡游，当时是箫鼓喧天，棹歌四起，山鸣谷应，何等热闹。而今天却是四处冷烟衰草，一派萧条冷落景象。“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二句意为雁死不能复生，山鬼枉自哀啼。这里作者把写景同抒情融为一体，用凄凉的景物衬托雁的悲苦生活，表达词人对殉情大雁的哀悼与惋惜。“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写雁的殉情将使它不像莺、燕那样死葬黄土，不为人知；它的声名会惹起上天的忌妒。这是作者对殉情大雁的礼赞。“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四句，写雁丘将永远受到词人的凭吊。
这首词名为咏物，实在抒情。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对大雁殉情而死的故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再加以悲剧气氛的环境描写的烘托，塑造了忠于爱情、生死相许的大雁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全词情节并不复杂，行文却跌宕多变。围绕着开头的两句发问，层层深入地描绘铺叙，有大雁生前的欢乐，也有死后的凄苦，有对往事的追忆，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前后照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词中以帝王盛典之消逝反衬雁丘之长存，说明纯真爱情在词人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词人朴素的民本思想的折光。全词情节并不复杂，行文却腾挪多变。围绕着开头的两句发问，层层深入地描绘铺叙。
词人把写景同抒情融为一体，用凄凉的景物衬托雁的悲苦生活，表达词人对殉情大雁的哀悼与惋惜“天地妒”二句，写雁的殉情将使它不像莺、燕那样死葬黄土，不为人知；它的声名会惹起上天的忌妒。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轶事典故
作者：佚名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字裕之，曾在遗山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
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
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
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
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
生平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
相传，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后来，后来的祖先又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后，户籍落至汝州。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他的高祖元谊，在北宋晚期徽宗宣和年间官忻州神武军使。曾祖元春任北宋隰州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任柔服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
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
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翰林学土路铎、名儒郝天挺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
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
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
自天兴二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成就
诗歌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
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后身”。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词
词的创作
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丧乱词；写景词；爱情词
其他：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词
特色：元好问以苏、辛为典范，并吸取各家之长，因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
诗歌理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于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开郝经诗歌理论之先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观点影响也有元一代的诗歌理论。
文学
元好问的主要文学成就
元好问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丧乱诗的思想价值和山水诗的审美价值。 元好问的丧乱诗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真实地反映了金朝被灭亡，人民遭涂炭的社会现实，他的著名的《岐阳三首》为其中代表作品。真实是元好问丧乱诗最主要的特点。
二是历史的反思。元好问的丧乱诗，包融了他对丧乱事实的历史审视，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从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元好问的散文雄深简朴，独具一格，元好问有笔记作品《续夷坚志》，为金代笔记上乘之作。
史学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
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相当多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金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政绩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民生疾苦，以至于政治声誉非常高。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元曲四大家成为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元曲四大家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