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这种事情，无论师出有名还是非法进攻，总归要有个盖棺定论的“定义”作为总结。不过，在以色列，有一场战争，结束了将近20年，却快被人遗忘。这场战争，开始和结束，都仓促而模糊。这场战争甚至不被官方认可，不做命名，不以纪念，参战的士兵也都多年来保持缄默。这是为什么？《南瓜花》为你一一揭开谜底.....
1990年代，马蒂·弗里德曼和他的以色列士兵战友曾参与一场至今没有正式命名的连续冲突。这些战斗间歇出现在历史的夹缝，连结着以色列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与2006年的第二次战争。
这些小型冲突同战争一样真实而残酷。当时，为了对抗真主党在边境的袭击，以色列卷入了黎巴嫩南部一连串死伤惨重且遥遥无期的小规模战斗中。在《南瓜花》里，弗里德曼以一流的叙事手法，记录下这场被长久忽视的战争，同时让我们确信，它预示着一种新型中东战争的出现，尽管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驻守在南瓜山上的马蒂
“自杀式汽车爆炸、路边炸弹、在巨石间设置饵雷、袭击时录制影带、将各前哨孤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敌方的领地里，我们的现代部队打着一场漫长而无望的战争。敌军的力量比我们弱，但他们却拥有更为坚定的决心。这场战争的目标含糊不清，而且根本无法达到—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前，一场拖延不休的战事就已经在黎巴嫩拉开了。”弗里德曼写道。
弗里德曼此前曾是美联社驻耶路撒冷记者，还是《The Aleppo Codex》一书的作者。他曾被派往位于黎巴嫩的一个被士兵们称作“南瓜”的前哨。（在以色列无线电员的行话中，“花”是指受伤的士兵，书名由此而得）。
黎巴嫩无疑是危险之地。以色列士兵有在执行任务前拍集体照的传统，每位战士的头部周围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这是为了让报社的人更清楚辨认人脸”，弗里德曼写道，“他们拿到照片，会用红笔把死去的人圈起来。”
《南瓜花》由四部分组成，笔触优美。第一部分记叙了1994年到1997年发生在南瓜山的一连串灾难事件；第二部分是关于以色列对这系列事件的反应和抗议，迫使整个国家开始反思在黎巴嫩“安全区”布兵的意义；第三部分是作者自己在1998年南瓜山服役的情形，而最后一部分是在以色列撤军后，作者以平民身份重返黎巴嫩的故事。
从历史层面来看，弗里德曼书中记述的最重要事件，发生在他来到南瓜山之前。当时已经出现威吓视频——真主党拍下了他们突袭南瓜山的情景并不断传播，这也成为恐怖分子自制视频的最早实例之一（现在这些视频已成为残暴的惯用手段，常伴有割头场景）；也有直升机离开南瓜山时的相撞事故，73名士兵无一生还——由于路边放有临时爆炸装置（也就是后来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战争中最为痛恨的东西），他们不得不选择空路——而如果不是因为敌方在士兵必经之路上布满了这样的装置，惨剧将不会发生。
敌方真主党日渐壮大，一心想打永久战争。弗里德曼在书中引用真主党副秘书长原话，他认为，他的组织“不只是一个想要解放一片领土的武装组织，也不是它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时就会退出舞台的临时工具。它是一个愿景，一条道路，而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反应。”
但对我来说，《南瓜花》最吸引人的段落并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弗里德曼自己的战争故事。作为步兵，他们的经历通常会跟官方口径有所出入，官方往往是单一、有导向性而过于清楚的。但真正好的战争回忆录——比如《南瓜花》——总是展现战争迷惘、模糊的一面。
比如说，这些手持武器的人，是真主党还是在打猎的黎巴嫩平民？（事实上是平民，士兵认为他们可能是在寻找野鸡）远处的红光是战争的火苗还是婚礼上的烟花？（是烟花，红光后面紧跟着蓝色、黄色和绿色）窸窸窣窣是步步逼近的敌人还是塑料袋的响声？（结果是袋子）
战争也意味着犯错——荒谬、不合常理的错误。弗里德曼写到过一次晚间任务。他在南瓜山山脊上看到了三个游击队员，决定跟踪他们，当他爬进坦克的时候，坦克触发了可怕的炸弹装置。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第二天真相大白：他和弟兄们追的不是游击队员，而是野猪。清晰的野猪蹄印在阳光下嘲笑他们。
2014年，弗里德曼在Tablet和The Atlantic发表长文，认为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外国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促成了种种持续而微妙的反以色列倾向。他的批判迅速传播开来，惹出了不小的争议。后来弗里德曼亲自发声，话语节制、表述认真，争议很快消弭下去，而这些特质无疑是他最好的同盟之一。
在《南瓜花》中，他也展现了相似的节制。部分是因为他从自己的队友处获得暗示。“在我看来，前哨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他写道。“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本·古里安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只不过是街名。”
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黎巴嫩的安全区战争，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以色列——“对意识形态极为厌恶；只思考微末而实际的事情；对爆炸事件习以为常。”他并不将其看作一种积极的发展。那些年在山顶的战争成功围剿了以色列的老派左翼，包括其中的集体农场和空想家。“他们已经被边缘化，再也没有重回公众的视野。”他写道。
但是对弗里德曼来说，他在南瓜山的那段时间唯一没能做到的就是遗忘。它一直都作为他成年后认同的一部分，是他的记忆和精神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多年以后，那座山丘依然在对我说话”，他写道。2002年，他决定回应山丘的呼唤，作为加拿大公民，他得以以游客的身份重返黎巴嫩。
战争结束后，以游客身份重回黎巴嫩的马蒂
他发现了什么？一个拥有善良、仁慈人民的国家——陌生人不仅邀请他加入野餐，还总是往他手里塞各种愿意接待他的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都很憎恶犹太人。
“倘若我认为，在黎巴嫩也许有人会愿意和我一起来一场中东版的'圣诞节休战'”，他写道，“那么我就是在异想天开。”
弗里德曼以重回南瓜山为此行作结，只是这一次他站在另一边。他惊奇地凝视着它。“曾经有一段时期，这座山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然而仿佛连敌人也明白，现在的它毫无价值可言。这似乎是士兵们可以获得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训。”
这种观察让人联想到蒂姆·奥布莱恩在《士兵的重负》中说过的、关于战争最让人心痛的格言：“最终，面对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除了‘噢’以外，我们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