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血性？《词源》上是这么解释的：血性，谓刚强正直的性格。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大多被冠以穷酸、懦弱、迂腐以及狡猾的标签，虽清高狂妄但无骨气，无底线。可历史上，也有诸多文人，一身正气、潇洒豁达、刚正不阿，不仅在维护自身尊严上，而且当国家、民族尊严面临践踏的时候，表现出的文人血性，总让人为之肃然起敬。
张煌言，这位明代最后的抗清勇士，就是有血性文人的代表之一。
张煌言(1620年7月8日-1664年10月25日)，字玄著，号苍水，鄞(yín)县(今浙江宁波)人
公元16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对张煌言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死了心，将他杀害于杭州弼教坊。
弼教坊，在宋时为官巷，在明时为检署，在清时成为杀害反清人士的行刑场，而如今已淹没在花花绿绿的闹市之中，成为了一个街区。旧衙不存，遗址难觅。但提起这个地名，与之相牵系着的血腥记忆，不管隔了多少年，隔了多少代，其见证中国民族气节和文人血性的这段历史，总令人为之潸然泪下，却又激动振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九日 ，张煌言出生于浙江宁波府鄞县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张圭章，是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亲赵氏，于张煌言十二岁时病逝。所以张煌言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受父亲为人刚正的影响，以及目睹内忧外患下显得满目疮痍的晚明，张煌言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
崇祯九年(1636年)，十六岁的张煌言参加县试，并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的是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让一起参加考试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所以周围的人对他很是敬重和佩服。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砍死长平公主、逼死张皇后、剑杀太监妃嫔数人，一句撕心裂肺的“苦我民耳”的呐喊后，自己吊死煤山。诸臣闻此变故，纷纷携眷属或自刎、或投井追随崇祯而去，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哀嚎声。不到穷途末路，谁愿自断头颅？
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大军压境，战火燃眉，或臣服做顺民，或抵抗存故明，对于每一个官员、百姓，都必须作出选择。当时宁波城中文武官员有的仓惶出逃，有的策划献城投降，还有的自行了断而不愿做亡国奴。
时年二十五岁的张煌言，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张煌言从家乡鄞县来到府城宁波，与钱肃乐的义军在城隍庙集结，热血沸腾，誓死抵抗清军。次年，张煌言回到了老家，跟家中的老父亲、继母、妻儿子女告别，踏上了一去不复返的漫漫抗清路。
孰知，这一别，便是十九年，更是永远。
最后的抗清勇士张煌言，投笔从戎
十九年间，张煌言先后与钱肃乐、张明振和郑成功的义军，驰骋宁绍，转战浙东，三渡闽海，四入长江，出生入死，屡败屡起，战功显赫。
公元1659年，张煌言率领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的三千义军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义军的势头，纷纷倒戈，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
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大明有望。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
张煌言的率领的仅仅三千义军之所以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是因为与其联合北正的郑成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而郑成功以为打下南京，正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义军休兵秣马的同时，清军的援兵却赶到了，延误了战机，反被清军打得仓促退兵，甚至将长江下游沿岸数百里的舟师和驻军也撤了，全军逃回了福建。留下张煌言孤军奋战在长江中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尴尬得要命。
郑成功一次次错失攻下南京的战机
深感无奈和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的夹击下，只能退入崇山峻岭打游击。经过残酷的大小搏斗，他的义军部队战死的战死，溃散的溃散，最终只是剩下一个随从陪着他突围，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期间，张煌言得了疟疾，几乎不能走路，但是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向东，绕行两千余里，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退回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他"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但不管郑成功还是张煌言，经历了那次失败后，再也难以发起有力的进攻。大好的反清复明机会，犹如昙花一现。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强制沿海百姓往内陆迁移，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一边要打仗，一边要垦荒，打仗很重要，吃饭也很重要。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杀害于昆明；五月，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并建立郑氏政权后突然病逝。十一月，让张煌言忠心不二的拥有朱氏皇朝血统的鲁王死于金门。郑成功的存在，让张煌言认为“天下事尚可图”，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永历帝和鲁王的存在，让张煌言认为大明皇朝的根还在，有“君”可忠，有“国”可报。然而，当他们都不在之后，张煌言带着屈指可数的抗清义军，在孤岛望向故国海面上的落日，他或许也有过彷徨。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不，张煌言没有彷徨。作为一个“明室孤臣”，他只能选择“有死无贰”；作为一个文人，他深入骨髓的血性让他绝不会向侵入者低头。近二十年间，面对清廷的诱降，不可计数，但是他回绝的态度始终未变。那些在地里刨食的人，目光所及不过方圆之地，当然无法理解一个站着的人，视野之开阔、心胸之豁达，即使在生死关头，却早已将姓名置之度外的慷慨气概。
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张煌言见复明无望，将为数不多的义军解散，领数十人隐居海岛。大势已去，人心已散，聪明者，不聪明者，都不得不走“剃发留辫，胡服左衽”的识时务之路。却唯有张煌言，坚持到最后，坚持到仅剩下残军，既不改弦易辙，更不俯首称臣，，仍漂泊在近海孤岛上，高举抗清义旗。然七月十七日，清军通过两个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张煌言令其出岛换米的随从，然后找到张煌言隐居地。七月二十日，趁着夜色，一队清军渡岛突入张煌言的住处，他与部属罗子木 、侍僮杨冠玉等人被俘。
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清兵后来回忆说：张煌言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煌言想去取剑，不幸被床帐绊倒了，所以来不及自杀。
十天后，拒绝归附清廷的张煌言被押送到了杭州。在杭州监狱内，张煌言以绝食相抗，像极了当年被捕入狱的南宋遗臣文天祥。只是后来体恤狱卒因为他不吃饭而会被上头处罚，才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那段日子，杭州百姓像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买通狱卒，以一见张煌言为荣，甚至请其题诗留念。张煌言俨然从一个带剑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
写的什么？一张张，除了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还有这首表明自己心志的诗：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同松柏，辞去清风笑翠微。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
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大义凛然的张煌言，至死犹抱收复失土恢复旧朝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伟大愿望，自比偶像文天祥，看破生死，只求“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是非非，任后人评说。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字宋瑞，道号浮休道人、文山。
九月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押赴刑场——杭州弼教坊。他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看见凤凰山头，大声叹息道："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行刑前，行刑官问张煌言有什么遗言，他随口吟出四句短诗：
我年适五九（指45岁），
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
成仁万事毕。
临刑时，张煌言拒绝下跪，仰首挺胸，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年仅四十五岁。
这位最后的反清志士，一个文人，带着对国家、民族、社稷、文化的血性，从宁波的城隍庙起，到杭州的弼教坊止，不仅会写诗，还会打仗，虽不是行伍出身，却丝毫不让职业军人，搅动了故国的半壁江山，让满清建国后近二十年而不得安宁，却无力阻止历史的车轮，却感动了无数故国遗民。
张煌言遇难后，当地老百姓冒死收拾他的遗骸，将其埋葬于西湖边，离岳坟、于谦墓不远，因为他曾写过一首《入武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又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岳飞、于谦、张煌言，不同的朝代，却有着相似的悲壮命运，在西湖边跨时代的相聚，是否会在阴间相互抚慰，却又捶胸顿足？
西湖边的抗清勇士张煌言墓
多年后，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史学家为其写传，写了一句：
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渺小的。若是能给某个历史进程，某个历史阶段，起到一个句号的作用，也算是一种难得光荣。张煌言，凭着一个文人的血性支撑着，给明朝折扣朽烂不堪的棺材，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文献：佚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张苍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