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道学家焕然大明中华文化的道统，正如《道学传》所言：“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孟孔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者与”。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道统不明，儒学幽沉，宋儒拂拭厚重的历史尘埃，使中华道统大明于天下。
道统焕然而大明的标志性的表述，莫过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这四句经典性话题，道出了道学的生命安顿、文化旨趣、道德重建、价值目标、理想境界的指向。从四句教的由形而上而形而下、由价值理想到价值安置的互动、互济的逻辑思维中，可以体认到中华文化的根深蒂固、博大精深，也可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智慧、智能创造。
为天地立心
天地是自在的存在，它不能获得自由身，不能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认识自己，其本身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也无所谓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本无心，人才有心。天地有人，才显现其价值、显示其效用，体现其广大，才能厚德载物。天地若无人心，谁为天地立心？人心若不赋予天心，天地如何立心。天地无人，就不能显现其价值和效用。有人心，天地才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否则就是死物、死理，凸显了人的伟大。
人们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类万物之情中，体认天人的一体。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及存心、养性、事天的知天与事天两路向中，体认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深刻意蕴。到张载《西铭》的“天为父，地为母”，民胞物与，再到朱熹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王守仁的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体认，体现了为天地立心的认同性、合理性、价值性。
天地之心与人心是圆融一体的，程颢、程颐兄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的心和命运是与人的心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地是养育人的父母，人依赖天地而生存在这个大地上。天地敞开它那无私的、阔广的胸怀、接纳天下之人，天下之物，人亦赋予天地以价值与效用。在这种情境下，人损害天地之心，就是损害自己之心，人危害天地，就是危害自己，人毁灭天地，就是毁灭自己。过去人类无情地、残酷地征服自然，所作的孽，造成生态危机，今天已经得到了报应，将会继续得到报应。人类应该遵循中国先贤的话，尊敬天地如父母，像赡养、侍奉父母一样对待天地。“”（熊十力《体用论》，《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14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为此，我们要有全人类的意识、全球的观念、大同的胸怀，来观照宇宙天地的事事物物。至于两岸同种、同文、同族、同语言兄弟之间的种种问题，在为天地立心的唯变所适中，大化流行，和合生生。
为生民立命
“天地之生，人为贵”。人妙凝天地的精英、汇聚阴阳五行之秀气，所以是最灵、最贵的。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体认和高扬。《周易·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虽为三才之道，但陆九渊说：“天地人之才等耳”。这里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与天地是平等的，是应该相互尊重的。
然而人身需要安，人命诉求立。所谓立命，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这里孟子开出立命的两条路向：一是知天命的路线，穷极心的全体而无不尽，而觉解心性的本质之理，以达知天命。二是事天命的路线，操存本心，涵养本性，以事奉天命。朱熹在《孟子集注·尽心上》里引程颐的话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心性天一理不二，尽管人的寿命有长有短，但只要不懈地进行修身养性工夫，便能在涵养生命心性全德中立命。这两条指向天的路线，都是内外互补、动静相资的过程。
立命，人的命如何立？立在哪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安立在权利的你争我夺中，有安置在酒色财气中，有安顿在仁民爱物里，由于各人价值观的差分，人生价值的安置和精神灵魂的安顿亦殊异。“穷理尽性以至命”，体认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的道理、原则，穷尽和扩充其善良自性，掌握天地、社会、人生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才能避免误入迷途。
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就在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中。这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的所在和载体，这个根与魂的支点，就是和合生生道体。这是中华民族生命延续和智慧开拓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终极关切，这是灵魂安顿的精神安心，是就形而上层面说的。立命即在所安的身心之中，身心所安即在立命之中，两者圆融无碍。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之魂的基点的和合生生道体，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是终极关切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的所在。它为人类特殊价值需要提供了可能。人是需要有信仰和敬畏的。古代中国人有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亦有敬畏天和鬼神的自然崇拜，以及各种价值理念的信仰。信仰给生命以动力和方向，信仰给宇宙、社会、人生以和谐和安定。“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和合生生道体的一种境界。
为往圣继绝学
自南北朝隋唐以降，佛教文化逐渐成为强势文化，梁武帝萧衍溺信佛道，四度舍身入寺。隋代杨坚归依三宝，杨广亲受菩萨戒，唐朝李渊父子亦崇佛。在经济上，“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在思想信仰上，“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们，面对儒教生命智慧的式微和佛教博大精深的般若智慧及精妙深奥的涅槃实相，而被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所吸引，趋之若鹜地去学佛、理佛、皈佛，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成为弱势文化。因此，唐代只有伟大的宗教家和文学家，而没有一流的哲学家，这是文化上的欠缺。韩愈以其大文学的身份上谏佛骨表，险些丧命。他作《原道》，讲中华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他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中华道统就断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下成了绝学，他要将其继续下来，试图重新确立中华传统文化主体身份和独立地位。
怎样才能继往圣的绝学，宋明道学家不是采取韩愈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硬性方法，而是汲取柳宗元“综合儒释”的思想。两宋道学家们出入佛道或几十年，在“尽究其说”的基础上，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落实了“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方法于“天理”上，而开出宋明理学理论思维新体系、新观点、新方法，担当起拯救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重新发现中华传统的“绝学”，使之焕然光大。
中华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历经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中原农业文明与工商文明的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中华帝国从其辉煌的宝座上跌落。五四运动前后，在西方德、赛二先生的激荡下，中国先进青年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他们向西方追求真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学术分科、规范为学术分科、规范，一切照着西方讲、照着西方做。到“文化大革命”，革了中华文化的命，使得中华文化将为天下裂。但我认为，中华道术有裂而无断。
当前，我们共同乘弘扬中华文化的春风，既继往圣的绝学，延续中华文化的薪火，又在多元文明的互动、对话、融合中，使中华文化的薪火愈燃愈旺。我们既不是像冯友兰那样，接着宋明理学中程朱之理体学讲，也不是像熊十力、梁漱溟那样接着陆王之心体学讲，而是自己讲，讲自己，以建构体现21世纪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化解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冲突和危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这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应尽的职责。
为万世开太平
中华民族几千年前就期望开太平的大同世界，直到孙中山祈求开出“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中国人为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的和合可能世界，自强不息地、前赴后继地奋斗了几千年。今天，我们仍然为万世开太平，而奋发图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太平世。
如何开万世之太平？《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指出了其要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人去其旧染而成新人，而达到善的极至，便是一个太平之世。成新人、止于至善的前提和基础是明明德。如何才能明明德？这就需要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一整体的内圣外王的工夫。从格物而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原理，从而获得宇宙、社会、人生的知识。由而反归人的意识，使之诚实，于是心之所发动无一不是诚善之心，这样心就端正，而无邪念。这是讲明明德的如何修身的内圣之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新民”之事。齐家、治国，这是外王之事，最后达到平天下的价值理想世界。
张载的四句教，构建了“为天地立心”的形而上本体，“为生民立命”给本体提供了依据，生民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觉解和内圣外王的修身养性工夫，而通达“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境界，构成既立天极，又立人极的天人不二的圆融无碍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