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史学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宋朝的国姓为赵,而天水是赵氏郡望）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
陈寅恪先生更是信心十足地认为：“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出自宋代思想家张载，又称“横渠四句”。
原文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要为社会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为百姓奠定安身立命的根基，为往圣先哲接续思想传统和文化根脉，为千秋万代开拓太平盛世的伟业。
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襟怀，最能彰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涉及精神价值、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明清鼎革之际，明末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致力于儒学正统的重建，以救治当时思想文化的混乱。他在学术思想上则对张载最为推崇，以横渠之学为“往圣之传”， 晚年著《张子正蒙注》，并自题墓铭：“希张横渠之正学”，表达了他的学术宗旨和归宿。
冯友兰（1895年—1990年）提出，哲学的任务包括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做各种事的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人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在近代，张载之学亦成为推动新儒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来源之一。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就以张载《西铭》的思想为蓝本，他还运用张载哲学体系中“和”的范畴，批判了违背人性、违反辩证法的所谓“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创造性地阐释了张载的“仇必和而解”的哲学命题，认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都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而张载的“横渠四句”则是冯友兰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理想和信念。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十分推崇张载，认为张载所讲的“为生民立道”乃“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乃“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
他天资聪颖，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二十一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范仲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军府召见了他，认为这位儒生志趣不凡，见识超群，可成大器，便劝他说：“你是儒生，当以弘扬圣人名教为事业，何须研究军事！”与范仲淹的会面改变了张载一生的命运，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
张载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他的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了虚气相即、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立天理，灭人欲”和“穷理尽性”等著名命题，实际上已基本建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对二程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张载还特别重视学以致用和人格修养，他主张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根据儒家的理想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
他认为要想真正完成理想的人格，不能单靠“内圣”的心性修养，还要参与到“外王”的事功致用，从而真正领悟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位置。虽然他的学说体系中也渗透了不少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是采取了推尊儒学、排斥佛道的立场。
张载的学说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在当时形成了“关学”流派，堪与洛学媲美。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通过讲学活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其弟子中著名的有：
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三兄弟，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李复、张舜民和薛昌朝等。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吕氏兄弟制订和实施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其中心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