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走了。5月25日凌晨1时，她因病在京逝世，享年105岁，从此世间自由而高贵的灵魂又少了一个。
杨绛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也是著名作家钱锺书的夫人。她一生专研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人物，葬礼无论多隆重都不为过，但她生前就曾表示，“去世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这种低调贯穿杨绛一生，她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人勤奋、淡泊名利。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上千万的版权收入，“都捐给清华大学的孩子。”她曾说：“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很容易，贫苦人家的孩子往往好读书而且有能力，但是他们上中学都困难，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
这个数字并不夸张。据前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刘鑫介绍，钱钟书的《围城》是多年不退潮的畅销书，杨绛的译作《堂吉诃德》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著作《我们仨》再版达一百多万册，再加上这些年杨先生一直笔耕不辍，《走到人生边上》《杨绛文集》等一本接一本问世，累积起来的稿费、版权收入非常可观。
1935年，钱钟书杨绛夫妇在赴英国留学的船上
“他们的稿费都是直接就划到清华大学了，我看人文社的微博上统计已经将近有一千万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说。
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2001年9月设立的，遵照钱钟书在世时的心愿，杨绛把两人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的72万现金全部捐给了这项奖学金，并拒绝校方提出的成立以自己或者钱钟书命名的专项奖学金。同时声明，从2001年开始，此后出版的所有钱、杨两人的作品稿酬、版税都投入该基金使用，由清华大学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共同管理。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生前居住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杨绛就再没离开过。她家是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女儿钱瑗
杨绛多年一个人和保姆一起生活，物质要求极低。家具不换，衣服不买，一双旧拖鞋穿了很多年。《杨绛文集》一位责任编辑王瑞曾说：“有一次，看她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
她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过九十岁生日时，不想张扬。就在清华校园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只与极少数的亲友在一起吃了顿面条和一个小蛋糕。她坚持自己花钱，说是自己过生日，要请大家吃饭。在2013年生日来临之时，杨绛仅自撰小文为念，并对每位来祝贺的友人回应“替我吃碗面就行了”。
杨绛这种淡泊名利的性格与生活经历分不开。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
杨绛第一次拥有属于个人的钱，是十岁那年去上海上学，“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我在启明上学》）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这不仅是图省事，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杨绛则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后来，杨绛遇到了钱钟书，开始了一世姻缘。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当时，钱钟书已经考取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三届中英公费留学。婚后不久，他们便到英国去了。
1938年秋，钱钟书学成归国，被母校清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
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
物质匮乏时，杨绛也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
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好在有好友鼓动，杨绛开始写剧本《称心如意》。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
待到了新中国成立，钱钟书写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钟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也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世方式的写照。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同组的朱虹曾回忆道。
那时，钱钟书和杨绛工资分别是356元、280元，但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大节日，杨绛就要给好几家送钱。朱虹回忆：“有一次我和丈夫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因为没钱而犯愁，杨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了300块过来。”
杨绛晚年生活恬静，每天锻炼身体，对着镜子做八段锦，还坚持写书法。她早就看淡生死，“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她还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如今，水入大海，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