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立国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丞相萧何制定典章制度，恢复秩序。继任者曹参，崇尚黄老思想，举事无变更，无为守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段典故也成为佳话，被后世称为萧规曹随。
到这里，问题产生了，脱胎于黄老思想的萧规曹随虽然为人津津乐道，似乎又很少有人探究，萧规曹随之“规”究竟内容几何，它在曹参死后，是否仍旧为汉家所延用？
汉高祖刘邦
及至百多年后，汉宣帝亲口解释了何为汉家制度。
“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
至此，杂之以霸王道的“汉家制度”显然已经成为汉家治国的指导方针，那么这种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带有明显黄老印记的“萧规”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本文将浅析以上问题。
萧规曹随的“规”其实就是汉承秦制
提及汉初的典章制度，就有必要先说一说当时作为指导思想的黄老学说，它与固有印象中的道家有着不小的区别，彼时的汉朝似乎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 揭开“无为而治”的外衣，看黄老道家的真面目
当代人之于道家的印象，大多来自退隐淡泊的老庄一派，而我们要说的黄老则与其完全不同，它尚阳重刚，是道家中最积极务实的流派。
“黄者，皇帝也；老者，老子也。”
所以，将黄老具体化而言，就是《黄帝四经》和《老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退可治身，进可治国。限于篇幅，文中只讨论后者。
在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外衣下，黄老学说还有着刑德并用的法治理念。所谓刑德并用又可理解为威权与德化互为表里，通俗些还可以解释为胡萝卜加大棒。
汉初儒生陆贾也曾比对“刑德并用”将儒家思想揉进黄老之中。
“文武并用，长久之道术。”
但刑德互为表里仅仅是表面文章，刑德之“刑”，对外可为征战讨伐，对内则是刑名法术。这已经很有些熟悉味道，几乎露出了秦法的影子。
不过黄老以“寡欲”而“无为”，使国家免于无休止的折腾，但“刑名法术”之下的百姓，可一点都不比秦法之下的百姓好过。
张家山汉简
汉法之残酷严苛，似乎不输秦法。
史书记载，汉文帝为“约法省刑”特地废除肉刑，可得到的结果却适得其反。
当时有一种徒刑名为城旦舂，配合肉刑执行时被称为斩城旦舂，即斩去左脚趾，如果已经斩过左脚趾，就要斩去右脚趾。经过汉文帝废除肉刑后，原本斩左脚趾改为鞭笞五百，斩右脚趾则被改为死刑。
然而，改革肉刑之后，反而增加了死刑的人数。而且，受鞭笞者往往伤势极重，也大多难以存活，更增加了受刑者的死亡率。
班固因此评价汉文帝其人：
“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这并不过份。
此类徒刑还只是汉法中的冰山一角，汉初百姓根本体会不到，今人于纸张字面上理解的约法省刑和刑德并用。
到了武帝朝，刑罚之残酷更甚，动辄腰斩、灭族，肉刑更几成家常便饭。司马迁因言获罪，便是肉刑的受害者之一。随着汉武帝的“重刑”，汉法律令条文也由汉初九章迅速增添至三百五十九章，仅处以死刑的律条就达上千条之多，全部“傍章科条”竟已超过百万字。
百万字对于用竹简来记录文字的汉朝，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当时，记载律令条文的简牍堆满官署仓阁，甚至于执法官都难以“遍睹”。以如此繁刑高压的手段，防备臣民，不但与道家“清静无为”背道而驰，更和儒家“仁德爱民”格格不入。
都说秦法巨细严苛，汉法与之相比，亦不输半分！至此，汉朝律令之残酷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云梦睡虎地秦简
后人都说汉武帝“尊儒术，废百家”，但其言其行却恰恰相反，他不但没有使用儒家的“仁德”治国，反而将黄老刑德之“刑”无限放大，又将清静无为改以多欲有为，修造墓地、营建宫室、穷兵黩武，终至民不聊生，叛乱纷起，天下户口减半。
以上可知，黄老思想统治下的汉朝，对百姓依旧严苛残酷，“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不过是在此基础之上，不提倡大兴土木、征战讨伐，仅此而已。
- 萧何以秦六律为蓝本，增加三律做九章律，即为萧规之“规”
前文提到过，汉武帝将汉律从汉初九章增添至三百五十九章，这九章汉律就是由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也是曹参所随之“规”。
《汉书·刑法志》曾记载：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众所周知，秦律由《法经》六篇发展而来，按照汉书的说法，萧何以秦六律为蓝本，又增加了《兴》、《厩》、《户》三篇事律，作《九章律》。
也就是说，汉律正是“汉承秦制”的具体表现之一，“规”的源流毫无疑问，来源于秦法。
但是，问题又产生了，汉朝以黄老治国，秦朝却是以法家治国，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法家思想的三大要素“法术势”都源自于黄老道家，所以在当时，很多人都将黄老道家和法家归类为治国之道、帝王之术。换言之，二者有足够空间，共通、共融。
既然汉律以法家为指导方针，可汉朝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引入黄老思想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无法忽略的历史现实，法家的名声已经被秦朝搞臭了，在当时只要提到法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暴秦，以及一系列的严刑峻法。
由此种种，法家之名已经不能再用了。而且，大战之后的天下也确实再禁不起折腾，“道本清净”又“兼容并蓄”的黄老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于是乎，黄老道家这个新酒瓶装下了法家的老酒，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
黄老道家在坚持“清静无为”的同时，更重视刑德并用，《九章律》主要是“刑”的具体表现，而为政者宽刑薄赋的政策则成为德的具体表现。
汉初时，汉律继承了秦朝的《挟书律》，收藏违禁书籍的人都要按律处以灭族的酷刑，高后惠帝时期就废除了这类恶法。尤其在汉文帝时期，还废除了花样繁多的肉刑律条，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这都是黄老刑德并用之“德”的体现。
当然，与“德”相比，汉文帝更好“刑名”之言，崇尚“疑罪从有，轻罪重罚”。一次，文帝出行，有行人不小心惊了车驾，执法官按律要判处罚金，岂料文帝却大怒，认为判决过轻，坚决予以重判。
由此可见，不但萧规曹随之“规”承秦制，就连皇帝执法之严苛也不遑多让。这还是素来有“宽刑薄赋”之名的汉文帝，及至黄老道家逐渐没落的武帝、宣帝朝，执法之残酷则更甚以往。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萧何所定之“规”的内核就是“汉承秦制”。
-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萧规之“规”处境如何？
当汉武帝即位以后，黄老道家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为汉武帝是个多欲又希望有为的人，与黄老提倡的寡欲无为格格不入，他希望挣脱束缚，于是便推出了声望日隆的儒家。
再次强调一点，所谓“有为”，既可以是开疆拓土这些功在千秋的有为，也可能是满足穷奢极欲之挥霍的有为，如顷举国之力修建陵墓四十余年，大量营建宫室园林。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汉代，这些工程要耗费人力与财力，都难以计数。然而，不论征战讨伐抑或大兴土木，种种繁重的负担最终都要落在百姓的头上。
黄老道家的理念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和穷兵黩武相悖离，就等于成了他的拦路虎，被除掉也在情理之中。
汉朝统治者放弃了黄老道家，那么脱胎于黄老的“萧规”是否也面临被抛弃的境地呢？
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不但没有废弃萧何所制定的《九章律》，反而大加增补，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修订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九章，百余万字。
因为“萧规”之法家内核满足了武帝维护统治，压榨百姓的需求，并且十分出色的完成了他所赋予的使命。
汉武帝茂陵
抛开黄老束缚，汉朝的马车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与暴秦的距离也只一步距离。
不管汉武帝被后世人如何推崇，其功绩对后世何等深远，其治下的汉朝百姓却早已水深火热，华夏大地烽烟遍起。为了稳固统治，他不知体恤百姓，反而变本加厉，制定《沉命法》、《通行饮食法》……以严刑酷法予以镇压。由“萧规”发展而来的汉律三百五十九章，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助纣为虐的刽子手。
所以，汉武帝尽用还来不及，又怎么舍得废掉萧规之“规”？
按照这种程度发展下去，汉武帝很容易成为秦始皇、隋炀帝一般恶名昭著的皇帝。但他不愧是班固笔下“雄材大略”的千古帝王。
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他以一封《轮台诏》做了急刹车，“寡欲而少为”的国策重新占领高地，残败不堪的汉朝马车得以停住喘息。
“霸道”走进了死胡同，再用“王道”调头，似乎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与萧规曹随之“规”一脉相承的汉家制度
- 看起来很务实的制度
今人对汉家制度的理解实际上是有偏差的，总是将“霸道”和“王道”两种本来对立的思想学说相提并论。历史学家田余庆就曾明确指出过：
“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的观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赋敛的轻重而言，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汉武帝早年穷兵黩武，又在晚年以《轮台诏》对天下修生养息，不正与之相契合吗？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汉家制度”之体现。
纵观汉初立国到宣帝中兴，高祖吕后时期的清静无为，文景时期的少欲少为，武帝时期的多欲有为，再到昭宣时期的少欲少为。整个过程，因时势而变化，用法或宽或严，施政或急或缓，赋敛或轻或重，均非一成不变。
同时，汉家制度也不局限于一家一言，无论黄老思想，抑或法家思想，甚至于儒家思想，只要有用，统统可以拿过来，为汉家所用。
这无疑是极为务实的，虽然它自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纵观彼时之世界，再没有一种治国制度可以与之比肩。
如汉武帝用人，不分儒家、道家，只分有用没用。所以，他既重用儒家大臣魏其侯窦婴，同时也重用崇尚道家的汲黯，以及法家酷吏张汤。
正因为务实，在汉家制度中，儒家的作用不能取代道家。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在当今史学界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确实，儒家在武帝一朝，仅止于学术地位上受到尊崇，因为它可以为汉朝“定天命，明礼教”。
董仲舒所推崇的“公羊学派”强调大一统思想，主张君命天授。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这一点无疑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更有利于汉家朝廷加强中央集权。
在抛弃了道家“清静无为”的外衣之后，汉家制度更偏重于拥有法家内核的刑德之“刑名”。而这个内核，与萧规之“规”，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 《春秋》决狱，汉家制度的蚁穴
黄老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时，汉家法律主张化繁为简，但儒家在武帝朝崛起以后，立即便对黄老刑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具有典型代表的，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后世又称其为引经决狱，
儒家无法阻止汉武帝将汉律变得繁重，却另辟蹊径，以儒家“经义”作为消弭法家残酷戾气的一种手段。
如果以“仁政”的角度分析，这么做无疑是了不起的创举，既能将圣人绝学用以治国，还能减轻汉律的残酷程度。
然而，如此引经决狱不但破坏了黄老的刑德之术，还模糊了道德与汉律之间的界限。萧规之“规”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威胁。
这种情况用今人的认知来解释，就等同于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汉家法律从来都是标榜法治的，当初汉文帝执意要重罚冲撞车驾的行人，廷尉张释之便以法治据理力争。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汉文帝沉吟许久，终于承认张释之的判处有道理。
现在，汉律就像把尺子，被以人的好恶界定，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执法者就可以任意拿捏执法的轻重，势必会造成更多的不公，而让汉律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威严。
汉家制度的根本也必然被撼动。
汉宣帝作为法家的拥趸，对太子刘奭柔仁好儒十分不满，曾语重心长的教导他，汉家制度向来以霸王道杂之，如果纯用德政，将会和周朝一个下场。
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不会因为劝说和教导而改变，刘奭的不以为然，汉宣帝必定看在眼里，所以才无奈的哀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大名鼎鼎的陈汤，在斩首匈奴大单于郅支以后，便以《春秋》决狱的形式，躲过了矫制惩罚。
匈奴人
汉武帝引入《春秋》决狱，本意是以经义的“忠孝”思想维护统治，但他却万万想不到，这一制度已经被后世人玩坏了。
其时，儒家思想侵蚀汉家制度日甚，居然又出现了以《诗》决狱的情况。由此，汉家法律日渐废弛，腐败横生，萧规之“规”也俨然入土过半。
汉元帝虽然不至于乱了汉家天下，可历史现实极为讽刺，正是向来以“忠孝”为大义的儒生，最终成了汉家制度的掘墓人。
大儒王莽代汉自立以后，一面以“经文”治世，一面又以严刑峻法推行改制，但有违犯，必定严惩。一味的乱政、苛法，使“汉家制度”失去了张弛有度的弹性。终至所有矛盾一齐爆发，来自底层百姓的怒火摧毁了长安，连同“汉家制度”也随之一齐葬送。
结语
以上，萧规曹随之“规”看起来披着黄老的皮，实则长着法家的骨。与此一脉相承的汉家制度，不受一家一言之约束，更偏重于务实，哪家有用就用哪家。黄老道家当世时，便黄老为体，法家为用；儒家崛起以后，又因时制宜，儒表法里，讲求外圣内王。
只有这样因时以势而变，才成就了汉朝的“文景之治”、“孝宣中兴”等一系列治世。然而，一如万物生死往复，“汉家制度”也逃不过这个循环，只不过他的毁灭并非结束，而是凤凰涅槃的开始。
其后两千年帝制时期，历朝历代的治国思想无不脱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