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怎样灭亡的？商推翻了夏。
商人，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居住在黄河下游。商的始祖名契，相传简狄吞玄鸟卵而生。从契到汤，已传了十四世，由汤完成了灭夏的事业。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
这十四世恰当于夏代，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商朝统治的年代比夏朝更为长久，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三字经》：“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夏商两朝合计，有着上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商是怎样灭夏的？商部落的畜牧业比较发达，故从契到汤有八次迁徙，不断更换放牧家畜的活动区域。到汤时建都于亳﹙今安徽蒙城﹚。起初他的封域很小，不过七十里，但他励精图治，竭力扩充自己的封国。听说有一个名叫伊尹的贤人，志行高洁。汤就特聘他为辅相，凡事都向他请教。伊尹为人耿介，据孟子介绍，“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伊尹又非常自信：“天之生人，是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我自信是个先知先觉者。我不来唤醒社会，谁来唤醒？”初见汤时，伊尹以烹饪调味作比喻，讲了一番大道理。意思是说，一个人当政，好像厨子调味。调味要懂得酸、甜、苦、辣，要懂得人家的口味，才能知己知彼，满足人的嗜好。做天子的，也要理解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了解百姓的心理状态，才能知己知彼，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参见《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伊尹相传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汤与有莘氏通婚，擢伊尹为相。有莘氏与夏同姓，就被汤争取过来了。
商汤按照伊尹的话去做，国势蒸蒸日上。于是，汤积极做灭夏的准备。汤首先采取的策略是：逐个翦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朝统治，最后取而代之。
商都亳附近的葛，是夏的属国。汤先以助祭为名送牲畜给葛伯，又派人为葛伯耕田。葛伯杀了为助耕者送饭的人，汤即以此为借口，出兵灭了葛国。
接着，商汤连续攻灭了韦、顾、昆吾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韦、顾、昆吾都是夏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昆吾的灭亡，使夏桀失去了最亲近的依靠力量和东部屏障，夏朝处于正面受敌的境地。
商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汤按照伊尹的谋划，停止向夏朝纳贡，以观察夏桀的反应。夏桀不出所料，下令“起九夷之师”夹攻商汤。汤见九夷尚听从夏桀的调遣，自身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便恢复了对夏朝的贡纳。同时加紧准备积聚力量。
次年，汤又停止向夏纳贡，再次激怒了夏桀。他召集诸侯会盟，有缗氏带头叛夏。“九夷之师不起”，暴露了夏桀的虚弱，使汤和伊尹看到，桀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夏朝的统治即将崩溃，遂下令伐桀。
徐悲鸿描写夏桀暴虐的油画《徯我后》
夏、商两军会战于鸣条之野，桀战败南逃，死于南巢。汤指挥商军乘胜追击，攻灭夏朝的一属国，又率兵西上，攻取夏之心腹地带。于是，夏朝灭亡，被汤所建立的商朝取而代之。
汤在推翻夏朝的过程中，向四方征伐，大大扩展了商朝的统治区域，影响及于黄河上游。《诗经·商颂·殷武》追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不来王，曰商是常。”在商人后裔看来，商朝不仅控制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连远处西方的氐羌部落也臣服于商朝了。
商朝六百载，以盘庚迁殷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传九代十九王；后期传八代十二王，共计二百七十三年，一般称为殷代。
据郭沫若考证：“过去的说法，谓盘庚迁殷后，商又称殷。但甲骨卜辞中无‘殷’字，商人始终称自己为商，而不自称为殷。”周初铜器始称商为殷，起先用“衣”，后转为殷。周人称商为殷，大约出于敌忾。﹙参见《十批判书》﹚
商朝前段历史，经历了五盛五衰的循环：汤一盛，太甲一衰；太甲复国二盛，雍己二衰；太戊中兴三盛，仲丁三衰；外壬四盛，河亶甲四衰；祖先五盛，阳甲五衰。
与此同时，商朝又经历了六次迁都：汤迁亳为一迁；仲丁迁嚣﹙河南荥阳敖山﹚为二迁；河亶甲迁相﹙河南内黄﹚为三迁；祖乙迁邢﹙河南武陟﹚为四迁；祖乙再迁庇﹙山东鱼台﹚为五迁；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为六迁。
公元前一三八四年盘庚从奄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商朝这才不再迁都，直至灭亡。
商朝五度盛衰，源于王位继承制度。按照“兄终弟及”的制度，汤在位时间较长，长子太丁不及继位便死了，故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位。外丙、仲壬在位时间都很短，商朝最高权力实际上落在伊尹手中。仲壬死后，应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但伊尹找借口把他放逐到外地，囚禁起来,自立为王。
伊尹占据王位七年，始终未能得到商朝贵族的拥戴，太甲趁机逃回王都，杀掉伊尹，恢复了王位。太甲继承成汤的事业，进一步巩固了商朝的统治秩序。从太甲到太戊，商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仲丁以后，商朝再度衰落。王室內部连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的制度遭到破坏。继位之弟死后，弟之子都不愿把王位还给兄之子，因而造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的局面。
王室的纷争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原先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进攻。到祖乙时，商朝才平服他们的反叛，解除了东南方夷人的威胁。但商朝内部围绕王位继承制的纷争并没有止息，从仲丁一直持续到盘庚迁殷前。
盘庚迁都
盘庚是汤的第九代孙，继兄阳甲即位。时商朝多次发生内乱，国势衰落。盘庚即位后，为了控制局势、摆脱困境，决意“震动万民”从奄迁都到殷。迁殷前后，盘庚发表了三次讲话。
《尚书·盘庚》就是他作的讲话稿，分上、中、下三篇。三篇的对象不同，分別是民众、百姓、众戚。三种人的身份也不同。民众是“畜民”，亦称为“众”；百姓是百官，即“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众戚是“婚友”，即同姓或异姓的贵族。﹙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上篇是决定迁殷后对众戚讲的话。盘庚首先告诫他们遵守旧制，正视法度，不要凭借小民的谏诫反对迁都。
接着，盘庚说，我要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你们是和我共同掌管政治的旧人。你们的祖先立过功劳，商王祭祀祖先时，你们的祖先也配享先王。你们与商王同心，民就得服从；你们与商王离心，民就会生乱。
最后，盘庚竭力开导众戚道：“你们每个人都掌管着自己的封地，要努力使出你们的力量，听从我一个人的所作所谋。我用刑罚惩处那些坏的，用赏赐表彰那些好的。没有远与近的分別。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众位的功劳；国家治理得不好，是我有过有罪。”
“你们众位都要思考我告诫的话。从今往后，各人务必履行自己的职务，摆正自己的职位。闭上你们的口，不许乱说。否则，惩罚就会降临你们身上，后悔也来不及了！”盘庚如此结束他的讲话。
中篇是针对那些反对迁都的民众讲的。盘庚威胁说：“你们要听清楚我的话，不要忽视我的话！”
接着，盘庚说明迁都是为了继承先王拯救臣民、安定国家的意愿。他以救世主的口吻恫吓说：“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同德，不要传播谣言来败坏自已！恐怕有人会使你们身子不正，使你们心地歪邪。我要劝说上天延续你们的生命，我哪里是在虐待你们呀！我是在帮助你们、养育你们呀！”
最后，盘庚严厉指出：“你们如果不和我同心同德，先王就会对你们降下罪责，问道：‘为何不同我的幼孙亲近友好呀？’因此，有了过错，上天就会惩罚你们！你们便不能久安！”
下篇是迁殷后，盘庚对“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讲的话。邦伯，指诸侯。师长：众位官长。百执事，指执行政事的诸位官员。
他首先告诫众人道：“我披肝沥胆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们。我不会惩罚你们，你们也不要联合起来，共同发怒，毁谤我一个人。”
接着，声称将尽力考察他们“念敬我众”的情况。盘庚最后说：“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只任用经营民生的人。对于那些养育民众并谋求其安居的人，我将按次序敬重他们。现在我已经把心里话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要有不敬慎的地方！也不要聚敛财宝，要经营民生而自立功勋！该把恩惠施给民众，永远和我同心！”
盘庚为何迁都于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说是为了纠正奢侈的风气，一说是为了躲避河患，一说是为了逐水草以游牧为生……
在傅筑夫看来，上述诸说似是而非，皆不能成立。为此，他提出一个假说，要点如下：
﹙1﹚从盘庚三篇讲话看，商人迁都显然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原来聚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再继续住下去，是因为那里已经不能很好地维持生活了。倘若留恋故居，苛且偷安地勉强活下去，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2﹚何以一个地方长久住下去，原来的经济生活就难以维持呢？这是因为，士地的生产力随着时间的流驶会逐年衰退，致使收获成果随之逐年递減，因而原来的经济生活愈益难以维持下去。
﹙3﹚盘庚在位时的商代，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换言之，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农业，而不是畜牧或渔猎。卜辞中为农稼而贞卜的文字极多，与农业有关的文字亦很多，充分反映了农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4﹚商代的农业虽已成为生产的主要部门，但仍停滞在初级阶段，还是一种极其粗放的原始农业。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从而妨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5﹚烧田是当时商人普遍采用的一种耕作方法。由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开辟原野、铲除林莽的能力不足，而在旷野的深林茂草间，常有野兽出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火把荆棘林莽烧平，把野兽赶走，把土地铲平，才能撒播种子。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用火焚烧外，实在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使荒原变为耕地。这种方法一直到秦汉年间楚越江南一带仍采用这种方法。非洲的许多国家差不多都采用过这种耕作方式。
﹙6﹚根据上述耕作方法，可以推测商人经营农业的程序：一是选择耕作地点，自然是未经垦殖的荒原。二是择日卜问焚田吉凶。三是纵火焚烧，丛林茂草烧光后，再用农具耙平土地，然后在灰土之上撒播种子。由于不懂灌溉，也不知施肥，完全利用土地的自然力从事种植活动，一块土地不能年年耕作，农人必须经常更换地点，而不能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卜辞中关于更换耕作地点的文字很多。
傅筑夫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上述的论证如不错，则殷人‘不常宁’、‘不常厥邑’这一历史秘密，便可真相大白。其实这个问题本不难解释，因为为改换耕地而常常迁徙的现象，乃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的现象，凡是农业发展到‘游耕’或‘游农’的阶段时，都是这样迁徙不定。三千多年前的殷人不可能了解土地收获的逐渐减少，是由于土地的肥力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只是从长期的经验中，体会出在一个地方住过若干岁月之后，必发生收获递减的现象，他们以为这是上天降下来的灾殃—‘殷降大虐’，不许人们永久住在一个地方，故非迁徙不可，及近到一个新地方以后，又获得丰收，所以盘庚才说：‘视民利用迁’，说：所以要迁到新邑中去，正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原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这个利益就是大家切身的经济利益。”
﹙以上结论，参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上﹚
又说：“总之，我们认识了殷代的农业系处在‘游耕’或‘游农’的阶段，便可以弄清楚殷人‘不常厥邑’、‘不常宁’的原因所在。他们前后十六次的大迁徙，不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去迁都，也不是为了河患的缘故去逃难，而是为了经济的原因，即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
﹙以上结论，参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上﹚
张光直从考古学视角试图揭示盘庚迁都的原因。他指出，“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屡有迁徙，这是古史上的定论。”这个规律性就是：“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祟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做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恒星运行。”再换种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之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队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
﹙以上内容，参见《考古学专题六讲》﹚
对这个看法的说明，要从商代的都制说起。因为圣俗分都，俗都围绕圣都团团转的这种都制，是在甲骨文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
商代迁都，古有“前八后五”之说，但这十三个都城究竟在何处，则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按照历代学者的考证，这些都城的地望，都在黄淮大平原之上及其边缘地带，自山东西部到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中部与东部。﹙同上﹚
董作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卜辞，判定：“今之商邱，盖其地为殷人之古都，先王之宗庙在焉”。
商代都制以圣都为核心，以俗都为围绕核心运行的卫星为特征，延续殷商一代而不变。
商朝自盘庚迁殷后，“更不徙都”，“行汤之政”，加强王室的统治，为商朝后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武丁继位后，四方用兵，进一步扩大了商朝的统治区域和影响。武丁在位59年，死后被祀为“高宗”。相传他少时生活在平民间，了解“稼穑之艰难”。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甘盘、傅说。后者据说是奴隶出身，武丁擢以为相。
武丁用兵的重点在西北方面的邛方、土方和鬼方。邛方、土方是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河套以北的游牧部落，曾联合侵犯商朝的属国沚。武丁征伐土方，每次征发三至五千人。经过几次战役，吉方和土方被消灭或赶跑了。
鬼方活动范围在今陜西北部、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大的游牧部落。武丁调动属国的兵力，用了三年的功夫，终于取得了胜利。
商朝在南方无劲敌。武丁曾南征，“奋伐荆楚”，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地区。
武丁征伐过的方国、部落还有许多。总之，武丁用武力征服了从西北到南方的广大区域，达到了商王朝统治的极盛时期。
随着武丁四出用兵，商朝的国家机器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商代后期的国家形式是以商王为首的贵族政体。由于商朝贵族同时又是各大家族的族长，商朝的国家组织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统治网络。商王既是最大的贵族家族即“王族”的族长，又是各同姓贵族家族的大家长。商王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所有的贵族，不管是同姓还是异姓，都隶属于商王一个人。
商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对各方国部落频繁的征伐，奴隶制国家不断强化，商王和贵族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在奴隶制大家族的统治网络中逐渐孕育了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从氏族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现在又被贵族用来维护其统治特权。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到商代后期逐渐被废除。武丁时已设“太子”。廪辛、康丁先后继位后，武乙、文丁、帝乙和纣四代商王都是父死子继。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但因生母身分微贱，不能继位为王。纣是少子，但因生母是帝乙的正妻，便继承了其父的王位。由此可见，以区別嫡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到商代末年已经形成。
武丁死后，祖庚、祖甲先后继位。祖甲在位33年，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其后的几代商王，“惟耽乐之从”，加紧搜括和奴役。商朝西部的方国部落不堪承受，群起反抗。商朝对这些方国进行了长期的征伐，但始终未能把他们的反抗完全镇压下去。
“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到商朝后期逐渐遭到破坏。当继位之弟死时，弟之子都不愿将王位交还兄之子，“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所谓“九世之乱”的局面。王室的纷争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原先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进攻。
商朝末年，地处西方与西南方的诸多方国部落，以周人为首，联合起来，推翻了商朝的统治。
商朝六百年统治被推翻，末代商王负有直接的责任。商朝的社会矛盾，纣王统治时发展到了极点。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別馆”，肆意扩大王都的范围；商纣王终日和贵族们饮酒作乐，又在对东夷的多年战争中消耗了许多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商纣王一方面加强搜括剥削，一方面用重刑镇压人民的反抗。
商纣王的倒行逆施，使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以及被奴役的方国部落同商朝的矛盾，都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连纣的庶兄微子启都感觉到商朝面临的形势大为不妙，哀叹“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立国六百年的商朝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周武王选择这个时机，领导西方诸方国部落，对商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奴隶和平民在战场上反戈，配合周武王率领的武装部队，一举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地位。商朝和六百年前的夏朝一样，被彻底埋葬了。
商朝从开国到亡国，历时六百载。其间虽有盛有衰，但也出了不少圣君贤相，国家的基础相当雄厚，难以一朝倾覆。故以商纣失政，仍维持了六十几年的政权。《孟子·公孙丑》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商纣的政治资源固然雄厚，也经不起一再的倒行逆施。几经折腾，这个政权终于支撑不住，而土崩无解了。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部落。这个部落原处黄土高原，在陜甘一带活动，同夏朝有联系。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岐山之南的周原，开始称自已为周人。古公亶父之前，周同商已有联系。古公亶父开始臣服于商。商王文丁曾封季历为“牧师”，即职司畜牧的官员，周成了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文丁为了遏制周族的势力，杀了季历。其子昌继位，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在文王统治的五十年里，周名义上仍是商的属国。在这种名义的掩护下周继承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文王晚年，周的统治区域更加扩大，已具有强大的实力。反之，商朝统治愈益腐朽，阶级矛盾，同周边方国部落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文王认为灭商的条件已经成熟，临终前嘱咐武王，准备推翻商朝。武王继位的第二年，文王的临终遗嘱就实现了。公元前1048年武王率军占领商朝，宣告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
“只有三千奴隶的小奴隶主周人结果把有亿兆奴隶的大奴隶主殷人打败了。殷人之所以致败，主要在帝乙、帝辛经略东南夷的征战上流血过多；其次大约殷人好酒，生活腐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殷人始终称自己为“商”，而不称“殷”。从卜辞看，“商”是国名，“殷”是王都名。称商为殷，似乎出于周人对商人的敌视。
“殷鉴”一词最早见之于《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人的后代应以夏亡作为鉴戒。
殷商亡于商纣，夏朝亡于夏桀。商纣和夏桀是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典型人物。夏商两朝的灭亡颇有相似之处。其亡国的原因皆在于失政，失政的原因皆在于失民。
所谓“殷鉴”，就是后人要把这个亡国之君引为鉴戒。后世儒家每引为论据，用以揭示政治上兴亡成败的根源。
这首诗的作者假托周文王斥责夏桀与商纣，以警戒当时的周厉王。
这两句诗见于全诗最末一章。“末章深探乱本，叹其将亡，而欲其殷鉴以结尾。‘殷鉴’二句尤妙，若无此语，全不见作诗者托言之意。”﹙张叔翘语﹚
周厉王是西周国王，姬姓，名胡。在位时任用荣夷公执政，实行“专利”，又令卫巫监视国人，杀害议论厉王的人，引起反抗。公元前841年国人发难，姬胡逃奔到彘，后死于此地。
厉王无道而致乱，乃是周人的一段伤心史。为了以史为鉴，扭转国运，诗人假借周文王的名义，谴责商纣王的恶劣行径，警戒后王醒悟。前七章借文王斥商纣以斥时王，第八章即末章总结历史教训，以鞭策后世统治者。
由此看来，周人的殷鉴当称“周鉴”。
这两句诗后来简化为一句成语：“殷鉴不远”，泛指可以作为鉴戒的往事，进而演化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