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随着发展从记录功能日益成为纯艺术形式，书法家都在努力寻求它的艺术效果。既然是艺术就会给人带来审美愉悦，通过书法可感受到美的享受。那么，书法的美的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
最初，对书法的认识无所谓美丑，起始的赞美是“能”， 就是说书法有一种记录的能力，值得赞美。慢慢当书法有了形状，可能成为人们喜爱的效果，于是就赞之说“妙”。再后来发现有些字不仅让人觉得写得有形象感，而且更觉有生命，“活”了，便赞之以“神”，赞美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以技能功用效果来看的。后来发现一种书法，如果仅从技能上看，它似乎不如上述三品，可是就其审美意味说，却特别耐人品赏，使人无法以前三者论品，却又觉得绝不在它们之下，于是称之为“逸品”。
这一事实说明，人们感受到书法之美已不只是完成文字符号的技能（记录、愉悦），而是一种生动的形象创造之美了。从东汉蔡邕《笔论》中讲：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
东晋卫铄《笔阵图》讲：
“每为一字，各象其形”
都说明至少东汉时人们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书法之为艺术在于以书写之功作形象创造了，就有了美的感受。从而认识到：书法既是为实用写字，同时也是在为审美创造形象。
随着书法的发展，人们的书写经验越来越丰富，在不同时代、不同实用需要、不同审美水平人的眼里，对书法美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在唐代，社会发展盛世时代，各类文学艺术发展繁荣，在帝王的带动下，书法大发展，以晋人为宗，按法度作书，形成一个以法度森严为美的时风，在这种书法审美思想下，欧、虞、褚、薛、颜、柳诸家成为时代法书的典型。至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基本上是以有无晋唐人法度论书。
直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一批既有见识又有才华，既善诗文又善书画的人物，出现了不为唐法所拘，仗个人意气，以学问修养入书的新书风，从而使长期为法度所拘已近乎程式化的书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我书造意本无法”的尚意书风，宋人追求的则是有法而不拘于法，写胸中逸气，以书有精神气格为美。到了元代赵孟頫又一大转变，回归晋唐，被元世祖赞为“我朝王羲之”。这种书法审美观，不仅盛行于元，而且为明人董其昌继承。
到了晚明，徐渭以全无妍媚的书风画貌展示于前，傅山的“四宁四毋”更是让时人振聋发聩，前人以为有大美的书法讲求，此时成了书法讲求的反面，书要“以丑为美”，“字美观则不古，字不美观则必古”，认为“丑到极处才是美”。到清代，一些人对晋唐法书确实不像以往那么钟情了，而对出自北魏墓碑上的刻字视为典范，自此有了南北两派，南派为帖，北派为碑。康有为则是碑书的极力鼓吹者，赞碑书有十大审美特点。
这就是书法美从开始出现到人们逐步自觉创造和认识其美的历史。同是书法，为什么在审美上会有这许多表现?历史事实表明：人们对书法美的认识判断，是随书法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书法美的认识需要一定的认识力，而这种能力又是随书法的发展和对书法审美能力的发展提高的。
当书写工具利用的技能日渐熟练，结字也日漸娴熟，书迹上显示出书者的用技能力，此时对书法的赞美，局限于书写能力，而不是所呈现的形式。直到所成之字有了形象感，当被观之者感受到一种不是之似的形象意味时，人们才出现了对书法形象的赞赏。尤其是进几十年，随着书法的大发展、大繁荣，书法才日益有了自觉的艺术效果追求。
原来一切艺术之为美者只有两条：一是形象的生动性，二是创造这种生动形象所显示的主体的技能功力、精神修养。书法既被公认为艺术，当不例外。
同样的审美现象，在不同时代、环境，不同审美修养见识的审美者，书法作为为时代实用服务的文化手段，必然随时代的实用需要和时代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而发展变化。
人的审美见识修养也会随着时代的和个人的审美经验而发展变化，还有时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会影响人们的审美心理。
总之，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都会对人的审美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致使不美的被人视为美的，美的被人视为不美，或曾以为不美后又觉其美，或初不觉其美后又感其有大美，从而使人不知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书法不以汉文字、不以书写，不会有书法。它本是实用需要的推动才得以产生，因为汉字的构成中存在着生命形象构成规律，书写运动又反映了生命存在基本特征，所以它成了有生命的形象，成了艺术，在完成这一形象创造上展示了书者的人的本质力量，所以产生了审美效果。对于书法，人们所美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