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教室的黑板前，站着一位文文绉绉、秀秀气气、身穿灰色长衫、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
面对黑压压一屋子的学生，那人当场慌了神，原本准备的近一小时的课程内容，竟被他十分钟讲完了。语速过快，留给台下学生一脸的惊奇。
手足无措之际，那人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讲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张兆和初见沈从文，便是这样一个土里土气、愣头愣脑的印象。于她而言，沈从文算不上“尊敬的老师”，顶多是个会写白话文小说的年轻人。不关注，不感兴趣，更谈不上喜欢。
而相反地，几乎是在见到张兆和的第一眼，身为老师的沈从文就爱上了她。就像后来他给她的第一封情书里写的那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爱上了你。”
那时的张兆和只有18岁，正值最好年华。她皮肤黝黑，短发利索，身型健美，虽无一点秀气，但却十分动人，像一只极富灵气的小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横冲直撞，直让人挪不开眼。同学送她外号“黑牡丹”，除体现她的肤色特点，还可见她的骄傲与冷艳。
收到沈从文的情书后，张兆和并不曾对他有任何想法。她的追求者众多，心动者却没有一个。私下里，闲来无事，她与姐妹们玩笑，将那些给她写情书的人逐一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轮到沈从文时，已是“青蛙十三号”。
眼见递出去的情书没有回应，沈从文没慌，但却急了，紧接着情书攻势一发不可收拾，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朝着张兆和纷至沓来。
“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这个来自湘西凤凰的青年，看上去文弱怯懦，写起情书来却越发得大胆和露骨。张兆和原本打算置之不理，能躲则躲，直到有一天她又收到沈从文的情书，上面写着：“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张兆和再也忍受不了信中的张扬和肉感，拿着信直接告到校长胡适的办公室里。
“沈从文耍流氓！”她告发道。
哪知胡适知道后，笑意盈盈地说：“我和你父亲是安徽同乡，要不要我去找你父亲给你们说一说？”言下之意，不但不会处分沈从文，还要撮合他们二人。
“不要说！”她道。
“你就应了吧，他可是顽固地爱着你呀。”
“可我也顽固地不爱他呀。”
后来，胡适见再怎么说沈从文的好，张兆和就是不愿改变心意爱上他，索性作罢，对沈从文说：“这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可是，正爱得如痴如醉的沈从文，哪里听得进去。
02
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到北大做教授。同年，沈从文也离开了中国公学，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而张兆和则继续留在中国公学读书，直到毕业。期间，沈从文的情书从未断过。几百封情书啊，字字真挚，句句热烈，终于让磐石一样坚硬的张兆和有了感动之心。
1932年暑假，沈从文难忍相思之苦，决定去苏州张兆和的家里找她。临行前，他卖掉一本书的版权，为张兆和买了不少礼物：一对长嘴鸟造型的书夹，托巴金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
那天早晨，苏州九如巷，石库门大门外，沈从文怯生生地扣了扣门环，出来迎接的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张兆和知道沈从文会来，躲去图书馆了。
沈从文一时紧张无措，不敢进内，只说：“我走吧！”张允和让他留下地址，好让张兆和回来后去找他。
“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在床上，也无心吃午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下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背在身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就这样，沈从文走进了张家大门，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暑假。
1933年初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提及可请二姐张允和帮忙向其父母提亲。并说，若得父母同意，望早点电报告知，好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后来张允和发电报给沈从文，电文上只一个“允”字，张兆和怕他不完全理解，又追发一份，内容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中央公园结婚。婚礼很简单，婚房也略显简陋，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唯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看上去还有几分喜气。
婚姻伊始，两人度过了一段甜蜜而美好的时光，这从沈从文的作品中可窥见一二。
婚前，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体现的都是“渴望爱情又无从恋爱”的苦涩，比如《龙朱》，比如《神巫之爱》。而婚后，其作品多半是明朗而快乐的，比如《爱欲》，比如《女人》。正因为那时的沈从文陶醉于爱情的幸福之中，故而才会写出这样灿烂的作品。
03
然而，《边城》例外。众所周知，《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于1934年初春完成。要说它的确是新婚蜜月的产物，却为何是个悲剧？
沈从文自己曾在另一部作品中交代，《边城》是他将自己的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了纸上。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
这话说得极为含蓄，翻译过来就是：《边城》是他受到婚外感情诱惑而又逃避的结果。
而这个婚外感情的诱惑，便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
高青子当时是沈从文的亲戚、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沈从文去熊希龄家，恰逢主人不在，出来迎接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再见时，沈从文发现，高青子特意仿了自己的小说《第四》里女主人公的装束。
“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知道她这是爱慕之情的表露，高青子也知道自己这点心思早被他看破。
就像沈从文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人，他爱妻子张兆和，但这爱却不能容纳他的全部精神。加之婚后两人的种种矛盾与摩擦，逐渐将浪漫的爱情抹杀，只剩下令人疲乏的婚姻现实。
张兆和出身世家。其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家有良田万顷，是清末显赫的大家族。及至其父张武龄，举家迁居苏州。父亲热心教育，在他的影响下，四姐妹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熏陶，以文才著称。在当时，“合肥四姐妹”的美誉堪比“宋氏三姐妹”。连叶圣陶都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反观沈从文：出身农家，小学文化，木讷寡言，甚至唯唯诺诺无一点铁胆男儿的豪气。
在沈从文对张兆和“情书轰炸”的那四年里，张兆和始终没有爱上他，而之所以接受，不过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应该这么做，不这么做便是错。
“我总像有’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日记里，张兆和这样写道。
婚后，张兆和从养尊处优的三小姐一下子变成了为柴米油盐操劳的主妇，生活水平断崖式下降。本以为有娘家接济日子也不会苦到哪里去，可沈从文偏偏拒绝。
更让张兆和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生活已然拮据，可沈从文偏还总去接济他的那些朋友们，偏还总爱倾家荡产去买那些古董文玩。
张兆和说他“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偏装绅士”。
沈从文说她“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
在妻子那里接连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后，那么彼时，自然而然，崇拜他、仰视他的高青子是最好不过的去处。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隐秘的交往。
也许，到底是心有苟且意难安吧。一边是对妻子巨大的歉意，一边是情人那难以抗拒的温柔，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徘徊的日子里，沈从文心里的矛盾也日复一日的沉重。终于，1936年的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向好友林徽因吐露了自己婚内爱上别的女人的事实。
林徽因听后，建议他向张兆和坦白。她说：“文人，最紧要的是坦诚，坦诚也是夫妻间最起码的尊重。”
沈从文听从林的建议，提笔写了“坦白信”交给张兆和。
原以为，自己的坦白交代能换来妻子的宽恕。可她是谁啊，她是一身孤傲的张兆和啊，这般由背叛带来的痛苦和耻辱怎能轻言原谅？
况且，当时的她才刚生下长子龙朱，人都还在医院，正是身心都脆弱的时候，沈从文非但没有殷切呵护，反而告诉她自己爱上了别的女人，叫她心里如何不悲愤。宽恕？休想！
事情的最后，先是张兆和一声不响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后来，经好友们居中劝解，她终又带着抹不掉的屈辱感回归婚姻。可再度归来的她又岂是最初的她，沈从文又怎能还是那个她信中唤作“二哥”的沈从文？
做回夫妻可以，回到当初不可能。后来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多数都在“分居”中走过。
1937年，抗战爆发，沈从文一路南逃。当时张兆和因生次子，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同行。
1938年4月，当他几经辗转终于在昆明安稳下来，写信催促张兆和南下团聚时，张兆和却以“孩子太小不好照顾”以及“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为由，坚持留在北平。
直到1938年年底，张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昆明。可即便同在昆明，张兆和却同孩子住在呈贡，不愿与沈从文一处，住进西南联大。
两个住处离有多远？两人多久团聚一回？
“每逢周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张兆和到昆明没多久，高青子也来到了昆明，并且，由沈从文介绍，进了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工作。故人又重逢，旧情易复燃，加之妻子的一贯冷遇，沈从文与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有一天深夜，沈从文去探访高青子。窗外雪意盎然，屋内炉火温馨，在那美妙的氛围中，在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彼此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之前那么努力的退避，在短短几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
“我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的漩涡里去。”
04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大约1942年，两人彻底退出了彼此的生活，想来，情感退潮，理性回归，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到底脆弱很多。
这场婚外恋，虽没有导致家庭的破裂，却自始至终都是横在他们夫妻二人之间的隔阂，是张兆和一生都无法跨过的坎儿，同时，也给沈从文的余生带来了不尽的寂寞和清冷。
1948年，沈从文被学生贴大字报，痛批其“作品颓废”，各杂志也批他是“奴才主义者”，接着郭沫若也批判其文章为“桃红色主义”。
妻子恼他：“为何不写点积极的、适应文学形式的文章？”
可沈从文有他自己坚持了半生的写作方式啊！在他看来，写作若不能为自己、不能随心而写，倒不如不写。因此，他不得已而辍笔。
可这在妻子看来却成了胆怯，她以为他害怕批评家的批评了，“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
那段时间对沈从文来说是晦暗的，在外被无情地批判和抛弃，在家有不尽的冷漠和责骂，如此境遇最终令他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搬去清华园疗养。而在清华园疗养的那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也从未去探望过。
外有政治压力，内有家庭危机，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使得沈从文深深地陷入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1949年，沈从文做出了自杀的举动，而且是两次。一次把手伸到电线插头上，一次将自己反锁，用刀片割断颈部血管和两腕动脉，并喝了一碗煤油。
幸运的是，两次均获及时抢救，不致殒命。救活后，沈从文被送去精神病院。
而那时的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穿着列宁服当上了干部，还做了《人民日报》的编辑。她不能理解沈从文的顽固，不理解他为何自杀。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有问题！”
后来，沈从文出了精神病院，放弃写作转行文物研究，但却没能回家，而是与家里人分居两处。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饭，临走再带上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回到住处。如此境况，持续好几年。
05
文革爆发后，沈从文再次成为打击对象。那应该是沈从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吧。
1985年，一位女记者采访83岁的沈从文时，得知他在文革中的中的工作是打扫女厕所时，拥住老人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垂暮之年的老人“突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的大哭，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可即使在一生最艰难的时期，沈从文仍然坚持给张兆和写信，不管她看不看、回不回，他都只顾写。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去看他，屋里一片狼籍，难以下脚。
“我就要下放啦，在收拾东西。”沈从文说。在张允和要走时，沈从文突然叫住了她，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脸上羞涩而温柔。张允和问：“我能看看吗？”他把信举起来，像给她又像不给她，只把信放在胸前，喃喃道：“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像个孩子一样，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在会见黄卢隐女儿时，突发心脏病，五分钟之后便去世。弥留之际，沈从文握住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连续两年，即1987年和1988年，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在世作家，所以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第二年，1988年，终于找到沈从文，但确切消息是：沈从文已于同年5月去世。如果沈从文先生晚逝一年，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可惜没有如果。
06
沈从文去世七年之后，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的遗稿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得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可是，悔之晚矣！“
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日的前几天，记者走进张兆和先生家中，指着一张沈先生的照片，问她：“认识吗？”
年过九十的她思维已不再清晰，记忆也显得模糊。她说：“好像见过。”略等一会儿，又说：“我肯定认识。”可最终，也没说出沈从文的名字。实在凄然！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世界这么大，还好遇见你。我这满腹的缱绻情话，倾此一生，只说给你张兆和一个女子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