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科学家发现艾滋病毒之后，人类社会对此疾病的认识与医药发展尚为不足，但恐惧与猜测却是相当快速的蔓延开来。艾滋病在欧洲公开的初期，如同瘟疫，人人皆想八卦讨论，却又避之唯恐不及。德国发生了第一起艾滋病死亡案例，在瑞士也激起整体社会的讨论。1986年，瑞士报纸一瞥报也以斗大耸动的标语写著“瑞士是全欧艾滋病第一名”，读者无不心惊。
艾滋病的死亡案例从美国的同志圈开始，欧洲的同志圈也开始了揣测，1984年苏黎世大学对外招开了一场艾滋病讲座，根据瑞士艾滋病防御先锋也是同志运动工作者史韬先生(R. Staub)回忆，那次的讲座聚集了300多位同志，许多人得知这个疾病的消息后，晴天霹雳，无法接受。史韬先生表示：那场讲座至少说明了，这是由“免疫缺陷病毒”所产生的疾病，并经体液或血液传染，这个疾病的正确名称为“免疫缺陷症候群”，俗称艾滋病。有了明确的医学信息，他与其他苏黎世同志工作小组(德)外部链接的朋友开始讨论，如何成立宣导小组、如何成立防治专线，以及如何取得医疗资源。当时同志圈是艾滋病的高危险群，得快速集结力量，开始进行宣导与防治工作。
积极小众改造社会的力量与决心
30多年前，是一个没有网路，国际电话十分昂贵，通讯并不容易的时代。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艾滋病医疗信息，苏黎世同志工作小组必须时常与美国的爱滋专家通话。因此，寻求外援得到资金，才能持续进行这个小团体的大工程。史韬先生与其他两位小组成员主动造访国会与瑞士中央政府，寻求国家资源注入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协商之后，史韬先生与其伙伴组成三人的瑞士爱滋协会，接受中央政府拨款，开始进行全瑞士的爱滋宣导与防治。
这个三人的团体最初采取的策略是在有限的名单内，寄出文宣、捐款单和一枚保险套。企图告诉社会大众，爱滋的传染并非只存在同性恋之间，异性恋也是极有可能受感染的，戴上保险套才是真正保护自己的方法。
当时保险套并不如今日这么容易取得，购买时的心情也不像今日这么轻松自在，这个打破禁忌主动谈起“性事”的出击，引起了瑞士社会极大的正面回响。史韬先生回想那段日子，当时每天到邮局领取协会信件，都会收到正面的反馈以及捐款，收信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成功之后，他们下一个里程碑即是：集结了当时众多不同地区性的小型同志团体，成立了瑞士爱滋救助组织(德)外部链接。更多人的参与，也扩大了影响力。
除去同志污名化的社会运动
将艾滋病公开化与信息透明化，有助于社会大众了解整个病情的发展。1986瑞士爱滋救助组织会长若提先生(A. Ratti)当时也是瑞士知名记者，接受瑞士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他以自己同志与艾滋病患者的双重身分，公开说明当时瑞士的社会情况，并对大众喊话：“艾滋病的传播与人性有关，男同性恋者的爱恋行为是隐藏的，疾病的传染也是隐藏的。若是要降低全国感染人数，将传染途径与防治信息公开是非常必要的。”
若提先生含蓄的表达中没说出口的是：30多年前瑞士社会对艾滋病患者与同性恋仍带著有色眼光，歧视是大剌剌存在的。家人的不谅解、职场上的排挤，就连找房子都受到影响，在如此不见容于社会的状况下，疫情在社会的暗处蔓延，受害的却是整体社会。
若提先生是同性恋爱滋防治运动的先行者，当时以同志身分公开在电视上喊话，是惊世之举。不但是公开出柜，也暴露自己艾滋病患者的身分。他愿以自身的最后的力量，大胆地为同志议题与爱滋议题做出正面的行动，唤起更多人的重视与支持。10年后，在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内院有一块刻有André Ratti的纪念碑，先行者积极的行动是改变社会重要的一步。纪念碑代表著同性恋议题在瑞士社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宗教团体以及政治人物改变了原先保守的看法。瑞士的同志团体在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上，与政府部门合作，也打了成功的一仗，这同时扭转了同志社群被污名化的社会形象。
知识与法律战胜传染病
走到了今日，世人已普遍了解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了解到受感染的群体不仅限于同志圈。于是，艾滋病防治协会今日的重点工作也更扩大到性工作者的职业训练、吸毒者卫教，以及消弭歧视的法律制定与道德宣导教育。尤其艾滋病患者在药物治疗下，有的人已能再度回到工作岗位服务，如何在职场继续工作不受到歧视，是相当大的重点项目，藉劳工法的规范，保障艾滋病患的工作权(德)外部链接。
法律上的支持是实质的改变社会的利器，同时也具消弭歧视的宣示作用。诉诸民众的道德劝说，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更具说服力，社会大众明确了解信息，才能减少艾滋病患在生活中或职场上遭受歧视。
为突破艾滋病患者的晦暗的形象，在今日瑞士艾滋病救助组织的网页内，也可见到阳光正面的个案，每个人在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后，如愿地回复正常的生活。莎拉就是一个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年轻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她在得知自己罹患了艾滋病之后，快速地重整自己的心情，接受治疗。回到职场上继续服务，也遇到了她的真爱伴侣，决定一起生活。一直想成为母亲的她，在医生的指示下成功地走完了孕程，躲避了垂直感染的风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医疗之外，关怀同等重要
莎拉愿意公开自己的经验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艾滋病患者也能好好活下去。遵照医生指示，做好安全措施，接受定期检查与治疗，现在艾滋病对她来说，像是一个长期陪伴的慢性病，无须过度畏惧，只需小心面对。莎拉表示：“世界艾滋病日时，我有机会和其他艾滋病患者见面，面对共同的问题，这使我更感坚强。”社会风气开放之后，与知识观念普遍建立后，人们对于性别议题与艾滋病传染也能分开讨论。两者不再被视为一体，相互混淆，造成无谓的恐惧。患有疾病的人，除了医疗协助之外，人际间的关怀更有助患者重新建立新生活。
瑞士社会面对艾滋病，所走过的30年岁月并不容易，性别议题的讨论与社团也越趋多元，摊在阳光下的公开透明也有助于互相理解。医药进步的今日，爱滋不再是绝症，在瑞士也能购买到自行测试是否感染的爱滋的病毒试剂盒。苏黎世同志工作小组所服务的对象增加，年龄层下降，年轻的孩子越早学习到正确的性知识与观念，越有能力保护自己。
瑞士的爱滋防治工作除了在本国之外，也扩及到海外。将自身成功的经验，拓展到疫情快速扩张的地区。爱滋防治在今日不只是单个团体的问题，而是全体人类传染疾病防治共同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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