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烈是什么？用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的话说：
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
不节不烈的民国男人们，在列强和军阀那里唯唯诺诺，偏偏要求女子要节烈，而且还说女子不节烈是“世风日下”，会令“国将不国”，也难怪鲁迅先生要奋起驳斥这种谬论了。
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有两个主题是不变的，一个是反封建，一个是揭露国民的劣根性，一个对上，一个对下；一个对古，一个对今。所以有些对先生作品有误解的人，以为先生所针对的只是同时代的某几个文人政客，实在是不了解先生的格局之大，笔锋之广。
某种程度上，先生是在以一人之力，针对整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他所说的问题，不唯他以前有，他所在的时代有，后世依旧存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读鲁迅作品，为什么还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问题的原因所在。
君不见前不久，某女砖家还在拿女子守节说事，而且深得大批男拥趸支持？
越是懦弱的国民，越是要对比自己更懦弱的群体显示自己孔武有力；
越是害怕强权的国民，越是要向更弱者施加自己的强权；
越是不自信的国民，越习惯拿着鸡毛当令箭，而且还以这样的小成就沾沾自喜；
越是猥琐的国民，越喜欢对妇女儿童提出各种变态的要求；
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叹曰：
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而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的当权者，都对国民这样的行为喜闻乐见，只因为这样的矛头总是向下的向弱的，可以缓和草民们对衙门的不满情绪。
所以节烈本身本没有问题，想不想节烈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最多是面临熟人的说三道四。可道学家出来表彰节烈，惩罚不节烈，就往往居心不良，拿着道德的棒子大呼小叫，以掩饰自己虚伪和空虚的内心。
其实很简单，你要求别人节烈，要求弱者节烈的时候，你自己能否做到节烈呢？打嘴炮谁都会，可看看明清以来那些高喊节烈的道学家们，在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个能够给国家做忠臣烈士？
你道那些赞美忠臣，歌咏烈女的男人，都是爱国人士吗？恐怕未必。否则在亡国和遭劫的时候，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其中当然有幸存者，但只怕滥竽充数的人也不少吧！
与其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成施舍者，或表彰，或赞美，或歌咏，不如自己先以“节烈”的要求，来正视自己，要求自己。
自己都做不到，却要求别人做------这样自欺欺人的习惯者一多，“聪明人”就会越来越多，“节烈”就会越来越少，与当初表彰赞美歌咏的初衷，大相径庭。
先生所描述的情形，后来还经常重复：
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
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