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圣人往往善于分利于民众。如果圣人不利于民,那他就犹如普普通通的百姓。自己总是贪心而不知足,怎么能称得上圣人呢?因此,国家有事就取之于民,无事则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这样善于把基业托寄于人民。“藏富于民”就是与民分利,而不与民争利。这一智谋是管子“爱民”、“富民”谋略的深化。管仲还曾经这样说:败国亡家的人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成就霸业的人则把财富藏于大夫,只有成就王业的人,才善于藏富于民。为什么?因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啊!藏富于民,与民分利,既是王者之策略,又是圣者之智谋。因此,这一谋略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在治国、理财等活动中,曾被广为运用。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有道明君,十分懂得“藏富于民”的智谋。他经常对朝臣们说:“人民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薄民众奉养国君,就好比割自己的肉充饥,肚子饱了,身体也随之毙命了,君富了国家也就灭亡了。”他还教育太子说:“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天子有道,人们推为主,天子无道,人们弃而不用,隋朝不就是这种结局吗?”举世闻名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其核心不在于减免税赋,而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尤其是坚决反对劳役无时。李世民认为,凡事都必须抓住根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五年,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选择的吉日,要在2月为皇太子举行冠礼。这可是国家的一个重大事情。然而,李世民想到,阳春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不仅百姓们要抓紧春耕,官员们也应关顾此事。于是,他不顾群臣的劝说,不管阴阳家的说教,屈礼而贵农时,将冠礼改在秋后农闲的10月举行。李世民喜欢狩猎活动,借此以显示其不忘武备。但为了不违农时,贞观年间的7次田猎,他都安排在当年的冬季农闲时进行。由于百姓收种得时,再加上风调雨顺,人心安宁,虽然当时某些方面的赋税比隋朝还要多,但民众们仍然感觉到官府“徭轻赋薄”,心情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