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这是《张謇传》当中的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句话。十年前，疲于迎来送往的我，最终选择远离世俗。时间长了，当我再想起从前那些熟人时，才发现他们有的老了，有的走不动了，有的干脆宅在家里含饴弄孙。渐渐地，胸中积郁了难以宣泄的孤独，不问世间换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疏离感。我只得在咖啡厅里坐坐，或者在街心花园发呆，偶尔在途中和一些满头银发的老人闲聊。每当遇到相貌斯文，博学多识的老人，攀谈的兴致总会更浓一些。
东湖绿地是我常去的地方，景色美而不俗，我竟在那遇见名曲《梁祝》的作者何占豪先生，又跟他寒暄几句。想当年，我在西德的一家餐厅用餐，一个德国老头走到桌边和我搭话，问我需不需要听他演奏小提琴。见他来讨钱，我随口一句：“你要是能拉得出中国的曲子，我就听听”。他随即拉开架势，演奏的曲目就是《梁祝》。在莱茵河畔听到中国曲子，的确让我有些始料未及。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在东湖绿地碰到的何占豪这位仁兄，写了这么惊艳的曲子，自己却丝毫不修边幅，活脱脱一副老退休工人的模样。不过他身体很好，目光如炬，只可惜他后来没有更好的作品出现，竟让梁祝成为绝响。
与之不修边幅相比，我倒想起一位把自己打扮的十分精致的人物。此人长期活跃在上海文化届，文章也很精致，又善于与传媒届交际。巧合的是，他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不由我过多介绍便可猜出，此人即是余秋雨。
余秋雨的文章我读过很多，他的作品的确有可取之处。他不是忘情于山水和文化古迹的人，而是一位极为清醒的抚摸山水的人。余秋雨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面前，有能力及时从感官的陶醉感中走出来，由感性进入思维的理性，思考的材料就是景观后面藏着的“历史”与“文化”。
然而，余氏的问题也出在这里，远没有抵达文化大散文的巅峰。他选择的素材只是历史，少有现实生活。许多散文接近了历史现场，然而在语言的叙述层面上，作者本人常常按捺不住地站出来抒情，抒情有泛滥化的倾向。另外，他的文本远没有达到用散文的气场对历史活动进行再观察、再梳理的高度，大多还是在“挖掘历史的隐蔽意义”的层面徘徊，有时不免苍白空洞。
文学评论家白烨在给余秋雨的《霜天话语》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评价道，“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机智的表述。读余秋雨的散文，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读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想到的比读到的更多”，我似乎读出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余秋雨的行文技巧远超过他的学问。他知道一些古文，随便挑一篇来分析阐发一下，用七分的力气做十分的事，牵强附会，谈不上厚积薄发，依我看只有些刚入门的读者才觉得他写得好。
自古以来，“诗言志，文载道”大都是中国文人写作的终极目的，单就文化大散文创作而言，余氏开了一个先河，他让很多人知道文化是需要经营的。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样，他抚摸着山水也抚摸了市场。余氏之后，有人讲论语，有人品三国，有人说清史，有人鼓捣大小时代，想必都是受了他的启发。
最近一段时间，没见他有什么大动静，倒是他把之前都发表过的文章又重新编排一遍出版，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点东西，不知销路如何。然而依我看，以他的分量，和他遭受的批评，很难让他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我也希望，余秋雨不要像秋天的一场雨，太阳一晒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