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于丹的书我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记者问，这话怎么讲。朱先生说：“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
于丹在百家讲坛说《论语》，以惊人速度成为文化明星。那些排着长队购买《于丹〈论语〉心得》的读者，跟很多年前排着长队购买文学史上最晦涩作品《尤利西斯》的读者，何其相似。这种轰动效应，一方面要归功于电视这部万能机器——有关《论语》和孔子的著作，我们的书店里从来就没有断过货，但是在今天，没有什么能够与电视争锋；一方面要归功于陈丹青(blog)所说的那种报应——《论语》本来是我们应该在童年就熟读并铭记于心的经典，但是这样的教育中断已久。
十博士拍案而起，指斥于丹无知。不论其言论多么耸人听闻，其核心意思，是在要求一个资格——向大众传播经典的资格。
一个人是否具备向大众讲解《论语》的资格，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抛给专家。
关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形象和地位的诡异变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有过一篇精彩文章。朱先生还和蔡尚思先生合著过一本《孔子思想体系》，当年曾经产生巨大反响。由他来判断于丹心得的成色，应该是合适的。
跟朱教授预约采访，他说，“于丹的书我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记者问，这话怎么讲。朱先生说：“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3天后，在复旦光华楼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里见到朱先生，此时他已专门读了于丹的那本书。
孔子变形记
人物周刊：向大众普及经典本是好事，问题是，这里有没有一个资格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向大众说《论语》说孔子？
朱维铮：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
人物周刊：历史学一向追求严谨，对于可靠史料之外的那些属于推测、阐发的部分，先生有什么原则？
朱维铮：原则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足为据”。我一辈子相信两句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
人物周刊：孔子距今两千多年了，先生长期研究孔子，请讲一讲《论语》的形成史和解释史。
朱维铮：《庄子》、《孟子》、《荀子》包括《墨子》里的一些篇章，直到《韩非子》，对孔子都各有见解，即使不作研究，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西汉景、武之际)，《论语》的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它才重新露面，变成一部很时髦的书，解释者起码有三个学派：“鲁论”、“齐论”和“古论”；到了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又形成一种通学派，对《论语》的文本、句逗、分章、结构、诠释等等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注：今本《论语》，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本子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字康成，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到了公元八九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有点像原教旨主义，他们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
人物周刊：他们找到原典了吗？
朱维铮：哪里有什么原典！郑玄的时代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600年了。我讲这个结集的历史，是想说明，隔了这么遥远，又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即使其中“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说过：自汉以来，围绕着孔子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从来没有停过，因而孔子渐渐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而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说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