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中国成为一个现象其实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怪就怪在余老师老是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起初是以戏剧研究者的身份，后来变成了作家，作家这个帽子还没戴几天，就觉得不爽，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学者，自封了学者之后，有写了几篇散文，其实有一部分是游记。然后就称是“散文大师”或“文化大师”，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事件，不文明的事件就太多了，比如“含泪门”、“故居门”、“大师门”、“侮辱门”和“假捐门”等等。一个文化人如此拿中国文化不当回事的铺垫自己生前死后，实在让人很感觉不爽。
最初读到余秋雨的书是《文化苦旅》，这本书写的比较好，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是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后来他有陆续出版了《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借我一生》等。这些书一出来后，我就第一时间跑到新华书店里买回家。可能因为爱物及物的劣质心里，后来连他的几本戏剧理论著作都买了。
那个时候对他很崇拜，几乎到了盲目的地步。因为他的文章不仅包含了很丰富的地理、历史及典籍故事，而且他的写作很懂得煽情。哪怕是能用几个字就表述清楚的问题，都要旁征博引煽情半天，着实让人很爽快。
到了后来的一些作品里，余秋雨写作就不那么认真了，一些作品开始出现纰漏。比如《山居笔记》这本书里，一些篇章写的冗长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在写作上一味地宣扬某种感慨和民族主义的感伤情绪。即使这样，还是赢得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读者的喜欢。
有人说中国散文一毁于杨朔，二毁于刘白羽，我严重支持能够表达这样观点的人，若要在加个第三的话，三毁于冰心。我从小就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看到杨朔、刘白羽、冰心的所谓经典散文。那些散文写的古板愚蠢不说，有的还生硬教条，把散文写的像政治档一样，要么写的像拉面一样清淡绵长。从这一点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推动归推动，但不要因为写了几篇散文游记之类的东西就动辄自己给自己封什么学者文化大师散文大师这类头衔行吗？这点实难让人佩服。一点也不像一个文化人干的事。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说过一句话：“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想必余先生也一定用此法教诲过自己的学生。可真到了自己的身上，就不灵了。对于自封头衔这一点，我的观点是自封可以，但只准封一个，不要隔三差五的冒出一些新名词，这是一些下三流干的事（意思是即下流有三流），确实令人厌恶。这就好比一个人，今天叫余教授明天叫余学者后天叫余作家大后天叫余专家再再大后天叫余大师再再再大后天叫余中国，叫来叫去也不知道那个叫法好听。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不但歇菜了别人也歇菜了自己。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于余秋雨散文中错误问题。我的观点是有人指出错误当然是好事，余先生为何趾高气昂不屑一顾呢？余先生动不动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说为我们读者负责，人家金先生（金文明）指出的很多错误为何视而不见。难道就这样为读者负责？最后还要写一封“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这封信的意图何在？难道是想以此来拒绝批评于千里之外吗？余先生若真的这样想，我就只能借用孟老夫子的话来阐述我的观点了，真是“无耻之耻，无耻矣。”
我以为金文明先生的纠错不管对不对，都值得表扬。况且他已年近古稀。和他比起来你是个晚辈，为何就不谦虚进去呢？就拿金先生纠的错误来说，晚生也查阅了一些数据，实属错误。此处仅举一列。关于“梅妻鹤子”的传说，《辞源》确有「林逋」不取，种梅养鹤以自娱。《中国文学大辞典》：「林逋」不取无子，所居植梅养鹤，人谓梅妻鹤子。如果余先生觉得《辞源》《中国文学大辞典》有误，何不提出修改意见呢？如此一来，余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也是极不称职的。
还有余先生状告萧夏林名誉侵权案的事件，我以为余先生根本没必要。这同样属于下三流的做法。你余秋雨是什么人，文学史里都载进去的人，何必为此事计较呢？在这件事情上，不但官司没有打赢，反而浪费了创作时间。
那么，余秋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我的观点是只能算是一个三流作家。我以为写作的第一流是杂文，要说有个代表作家之类来证明的话，就像鲁迅和王小波。第二流是小说，第三流才是散文。杂文是最能体现“文以载道”的东西。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最有力度，至于散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余先生写出这么好的散文还是值得肯定的，不管是“文化散文”也好还是“学术散文”也罢，都将一起被人记忆或遗忘。
兰喜喜，男，198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零度青春》，现居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