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
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
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
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
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
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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