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绝对是文人的黄金时代，文人们拿着高薪，有大把的休闲时光，潇洒地出入阁楼楚馆偎红倚翠，唱着些“大江东去浪淘尽”或“杨柳岸晓风残月”或豪放或婉约的词曲。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艺政策的空前宽松，造就了一个文化上的巅峰时代。
为何宋朝的文人们可以如此惬意？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军人的可怕，他们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与自己一样黄袍加身，所以宋朝在建立的开始，就对军人充满了戒心，这也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宋太祖立了一块碑，告诉自己的后代子孙，不能擅杀士大夫，也不能杀上书言事的人。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之下，宋朝的很多文人很嚣张，比如耿直的寇准、狂暴的包拯、不平则鸣的范仲淹，还有一肚子牢骚的苏轼。
但这个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宋神宗时代差一点被废除。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度很想杀掉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整天神神叨叨发牢骚，或明或暗讽刺变法的苏轼。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文艺界的案子，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
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是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因为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于是叫“乌台”。
宋朝御史台的权力极大，是皇帝的耳目机关，也是宋朝皇帝限制宰相权力、驾驭群臣的重要执行机关。御史台的官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宰相无权干涉。宋朝规定，御史台可以对文武百官行使弹劾的权力，且不需要直接的明确的证据，“且许以风闻言事，不必有明确证据”。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听说有过这种事，这就给御史台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据统计，整个宋朝就有六位宰相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而下台，连跟着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入死的功勋元老赵普也不能幸免。所以，官员们惧怕乌台，怕的不是柏树上的乌鸦，怕的是御史台官员的“乌鸦嘴”。
因为，御史台的“乌鸦嘴”们要想搞定谁，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其实早已经盯上了苏轼。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推行变法，大量提拔支持他变法的官僚。在王安石看来，这些人大概就是天使，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志大才疏蝇营狗苟的“鸟人”。同时，展开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党争，严厉打压旧党的势力。按理说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的苏轼，能在新旧两党的惨烈党争中置身事外，但偏偏苏轼的政治情商不高，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也反对旧党的某些做法，因此两党都对喜欢发牢骚的苏轼很不感冒。
一向自认为是君子的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华，但对苏轼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法很有意见，王安石大概不会亲自下命令，让御史台的“乌鸦嘴”们去查苏轼，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都是察言观色的人，为了让王安石高兴，去查苏轼，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苏轼当时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官员，仕途一帆风顺，相继在密州、徐州等地做长官，与地方官员百姓关系融洽，再加上踏实能干平易近人，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很快就成为政治明星。他还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他要走的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
但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苏轼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一个盯上苏轼的人，是著名科学家沈括。沈括在去浙江巡视新法的时候，专门通读了苏轼的诗稿，从中“寻章摘句老雕虫”，沈括认为苏轼的有些诗句不怀好意意味深长，肯定是在讽刺新法诽谤朝廷，于是就向宋神宗报告。
宋神宗纵然在改革的立场上支持新法，但在驾驭群臣方面，他没有忘记太祖的另外一条祖训：“异论相搅”，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基于这个阴险的祖训，宋神宗当然不会因为沈括的捕风捉影，也不会因为年轻的苏轼几句牢骚话，就把苏轼给弄死。
而苏轼也错判了形势。他认为宋神宗极为开明，自己又那么有才，连朝中的太后都说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暗中发发牢骚，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年轻的苏轼很显然不懂“牢骚太盛防肠断”的道理，继续我行我素。
新旧两党的党争更加剧烈了。秉持着“异论相搅”立场的宋神宗一直摇摆不定，这让王安石心力憔悴无力支撑，辞职回到金陵的半山园，过起了隐居生活。
元丰二年，苏轼从楚风汉韵的徐州，调任杏花烟雨的湖州。按照惯例，苏轼应该写一封奏章，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但正是这封奏章，被御史台的“乌鸦嘴”们找到了蛛丝马迹；正是这封叫《湖州上谢表》的奏章，掀开了乌台诗案的盖头。
而乌台诗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一个影响是苏轼在此之后，成为苏东坡。
第二个影响是它把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家青年官员苏轼，逼成了儒道佛兼修、诗词书画俱佳的中国文化大师；把心浮气躁爱发牢骚的苏轼，逼成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旷达的苏东坡；逼成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随缘而喜的苏东坡。
第三个影响是乌台诗案严重考验了人性，那些苏东坡与之友善的保守派，那些苏东坡看不起讽刺挖苦的改革派，在苏东坡被关进监狱之后，截然不同的表现，这让苏轼彻底看透了人生。
苏轼在谢表中谦虚了一把：“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正是这句话中的“新进”和“生事”两个词，被人抓住了把柄。
这两个词是当时的流行词，也有特指的意义。苏轼曾经讽刺过王安石新提拔起来的有些小人叫“新进”，后来这个词就成了形容王安石阵营的专有贬义词了；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一份长信，里面有“生事”，其实就是指责王安石变法就是瞎折腾，于是，“生事”也就成了讽刺新法瞎折腾的代名词了。
纵然御史台查办官员不需要直接证据，但在御史台看来，苏轼讽刺朝廷污蔑新法，证据确凿。
王安石罢相，但朝廷中的新党势力仍然在找机会整苏轼。最积极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在李定的带领下，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台官员千方百计从苏轼的诗文中找更多的证据。
舒亶向宋神宗报告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御史中丞李定最后出马，举了四项理由说明应当处苏轼极刑。第一，苏轼是个志大才疏不学无术的人。第二，苏轼急功近利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乃讥讪权要。第三，皇帝对他非常宽容，但他死不悔改。第四，苏轼的诗歌影响巨大，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V，他的诗文在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搞乱了思想。
总之，苏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宋神宗大怒，立马派人把苏轼抓回朝廷，交给乌台审判。
苏东坡在听到弟弟苏辙传送的消息之后，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他的脑子里无数次闪过死神来了的场景。在被押往朝廷的路上，一度想投河自杀，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也数次想自杀，甚至连写给弟弟苏辙的遗书都写好了。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看来，苏轼自认为死定了，赶紧向感情最为深笃的弟弟苏辙告别。
苏轼平时喜欢交朋友，他号称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好像全天下都是自己的朋友，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
苏轼平时特别喜欢将自己写的诗送给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自己的弟弟苏辙，有驸马王诜，更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最终这些人都因为苏轼的案子，受到了影响。驸马王诜因为向苏轼通风报信而被剥夺一切官职；苏辙因为是苏轼的弟弟被降职处理。而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其他人一律罚款处理。
而苏轼，仍然生死未定。
在绝境之时，总能考验人性，体现出人性的光明或阴暗。
平时被苏轼引为挚友的保守派大臣，大部分退缩了。反而是被苏轼讽刺挖苦的新党中的有些官员，积极营救苏轼。
王安石应该是最恨苏轼的人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赋闲在家的他，力劝宋神宗不应该杀国家的贤才；新党中后来被认为品质不佳，在以后的日子中疯狂迫害苏轼的章惇，也替苏轼说话，甚至不惜与宰相王珪撕破脸皮。而曹太后的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说仁宗在位的时候，曾经说过苏轼与苏辙兄弟是国家的宰相之才。宋神宗也不想坏了祖宗不杀文人的规矩，于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番旅程。
乌台诗案彻底改变了苏轼。在押往京城的路上，在监狱里，苏轼曾经数次想过自杀，这时的苏轼，还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的畏畏缩缩的人，而到了黄州之后，苏轼似乎大彻大悟了。
在黄州，他问朋友要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叫雪堂的茅屋，学白居易躬耕东坡，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享受贫穷但悠然的生活。他已经不是那个患得患失的苏轼了，他成了在东坡上种地的农民，成了在雪堂吟诗作赋挥毫作画的艺术家。
苏东坡的身上，还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与怀抱天下的志向，不过，影响苏东坡更深的，却是老子的无欲无为，庄子的无心逍遥。苏东坡同样沉浸在佛教对彼岸的向往之中，承天寺的月光与梵音，澄净了他的心灵，在对世界本是虚幻的认识之中，苏东坡不再执着，他放下了自己，也最终成就了自己。
我曾经在《苏东坡与黄州，谁是谁的精神家园》中写道：在黄州，他写给别人的信成了“天下第二行书”的《寒食帖》；
他写下了经典永流传的雄文《赤壁赋》，将错就做地成就了黄州赤壁的美名；他写出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他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他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豪迈；他写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看透命运的《满庭芳》；他写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深刻思索；
他写出了“心安之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的心境。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在黄州，成了苏东坡，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全才的大师，他实现了凤凰涅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