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高三就阅读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曾看过故事作者林奕含的采访录。彼时，她已不在人世。
“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于访谈之初她便这样强调，谈到“爱”时声音加重，一如采访结束八天后，她走向生命毁灭时的坚定决然。正像她所说，她创作的这个故事并非“对性暴力者的愤怒和控诉”，而像是在诉说一段与文学的骇丽畸恋，像在平静清醒地拷问这个世界：
艺术可不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会不会，艺术从来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这个问题不仅难解，更令人心痛。林奕含——一个希望通过书写来疗愈创痛的文学家，却在写作的过程中陷入了更深的迷茫，甚至是信仰坍塌式的绝望。的确，在思琪的故事里，文学沦为了强暴者的哄骗工具，成了加害者最残忍的同谋。
“美丽是不属于它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
“我在爱情，在怀才不遇。”
“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
在老师以联想和譬喻构筑起来的大厦里，房思琪试探性地用文学的审美迷信来宽慰自己，试图去爱上残暴的诱奸者——而他的残暴，不仅在于入侵了她的身体，而在于他永远盘踞、贯穿了房思琪（抑或说是林奕含）的精神世界，以所谓的，美好的，文学的方式。
在访谈中，林奕含多次强调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也正是因为对于文学传统的坚定信仰，让她在面对诱奸者的语言；面对胡兰成在强暴护士小周、辜负张爱玲后又写下绝美绮丽的《今生今世》；对诺奖得主、文坛奇才奈保尔虐打、折磨妻子这些行为时，对文学的功用产生了深深的迷茫：“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伟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作为一个阅历尚浅、读书甚少的写作者，我既感慨于林奕含对文字从一而终的迷恋，也感动于她带给我们如此多的思考。所以，文学的品格和功用，到底是何物？文学的艺术性和真诚，到底能否统一？
根据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是作者个人感情的简单反映，而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一种构造和游戏。换而言之，创作者在完成“让人们得到审美感知”的艺术宗旨时，要想让人们脱离日常生活中对熟悉事物的“自动感知”，就必须让现实中的事物变形，以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这就恰恰使文学作品远离了对外部生活的模仿和反映。
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曾言：“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和颜色。”文学不是作家的纯粹纪实，更不是传记，而是普罗斯特精细到毛孔里的解构—— “文学是最精致的谎言”。
“文学即谎言”这样的理论，当然不可能被所有人接纳。主张“真诚”的托尔斯泰，便曾经在《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中这样评价过莎翁：“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字游戏，指的便是作者在明确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后，运用的“陌生化”“诗学功能”等方法，从而能在自我和思想“讳莫如深的秘密”中，给予读者最佳的审美体验。或许，这就是文学之所以被林奕含称为“巧言令色”的原因。
距离托尔斯泰写成这篇评论已有一百多年，在这百年间，人们也从未停下过对艺术目的、艺术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对文学语言意义的讨论。林奕含的迷茫也是诸多文艺理论学派的迷茫，毕竟，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缺陷不可忽视：他们过分夸大了艺术形式的作用，而作者真实的情感和个性始终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文学语言是一种社会化的语言”，它不可能单纯的只是纯粹的形式化、审美化的语言，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在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融汇产生的话语。所以，优秀的艺术家到底应该在精致的谎言中伪装自己，还是应该回归真实的圣殿？林奕含质疑的艺术，到底是真实的艺术，还是戴着假面的伪装艺术？
行文至此，我竟也迷茫得无所适从了。
但无论如何，在向文学神殿行进的路程中，理性的思辨和怀疑永远必须。李国华老师，这个卑劣的文学语言使用者强暴了一个文学的真诚迷恋者，这是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更是一种警示：文学的华丽锦袍背后，掩藏的可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也可能是满口温良恭俭让的中山狼。
后记：“联想，象征，隐喻，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在林奕含之问的迷茫里，我选择在险象环生的世界中永远前行，永远思考，永远孜孜矻矻地探索文学的意义。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大行其道，譬如诺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柴静的《看见》，以及各大微信公众平台的推文等等。非虚构写作的最关键基石在于真实，在于不可以脱离现实，但又存在着自身的悖论：它在文学性、审美性方面存在着着不可逾越的叙事难度，这又回到了这篇文章所探寻的文学功用、目的等问题本身。关于文学和生活本质真实的探讨，依旧需要每个人怀揣信心和勇气，拨开层层雾霭，执著前行。
阿列克谢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