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难继，这是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严峻考验。盛唐诗人，一路高歌着理想和抱负，用天赋的才气在诗歌的领域里纵横驰骋，他们的人生本身就像一首昂扬的诗篇。世异时移，中唐诗人们再也没有了盛唐时代的豪迈胸怀。伴随着社会的巨变，诗坛也经历了一个从迷茫到务实的转变。大历诗人们的创作，最早体现了与盛唐诗歌不同的风貌。“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刘长卿《送李录事兄归襄邓》），十余年漂泊动荡的经历使他们再也没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没有了用生命去践行理想的巨大勇气。大历诗人或多或少都有消极避世的心态，与意气风发的盛唐诗歌相比，“气骨顿衰”（胡应麟《诗数》）。
大历时代成就比较高的诗人是钱起和刘长卿，他们的诗歌往往充满了一种哀伤低沉的情调，最早透露出中唐的气息。正如胡应麟在《诗数》中说：“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经过了相对沉寂的大历诗坛后，元和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上的中兴，中唐诗歌也终于建立起自己的风格特色。盛唐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他们创造了后人无法企及的诗歌辉煌。特别是杜甫，博采诸家之长，“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因此，杜甫对后代的影响至为深远，开后代诗歌之无限法门。
中晚唐各种流派几乎都是对杜甫某一方 面的发挥，如韩孟侧重其奇崛排募，李商隐侧重其锤炼精工，刘禹锡侧重其雄壮苍郁，白居易等人更多继承了杜甫的新乐府诗缘事而发、描写民生疾苦的特点。在李白、杜甫已臻极致的诗歌高峰上，中唐诗人向不同方向深人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创作主张截然不同的诗歌流派：一个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重主观尚奇怪的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和“务去陈言”，在诗歌史上别开生面；另一个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重写实、尚通俗的元白诗派，大量创作新乐府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赵翼《瓯北诗话》）。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不但自身成就很高，而且还团结了周围很多怀有同样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的诗人，互相提携，互相唱和，互为支援。他们深厚的友谊和创作的诗歌作品一起，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坛佳话。同时代还有两个颇有特色的诗派：是以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韦柳诗派，远绍陶渊明谢灵运，近续王维、孟浩然，风格清丽淡远，在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上成就斐然。
二是以李益、刘禹锡为代表的追摹盛唐诗派，他们的创作气势阔大，风格悲凉豪放，有诗人勃然不灭的主观意志体现在其中。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一首诗中说：“诗到元和体变新。”比较而言，盛唐诗是理想化的，中唐诗更加生活化；盛唐诗是充满激情的，中唐诗更趋于理性；盛唐诗追求浑融的意境，中唐诗则讲求字句的锤炼；盛唐诗像热血沸腾的青年吹响了号角，中唐诗则像成熟的中年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考；盛唐诗宛如秀峰迭起的山峦，而中唐诗则更像一座异彩纷呈的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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