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产生的宋学是儒家学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派别，北宋时期宋学兴起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金石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期宋学促进了金石学萌芽的出现，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奠定宋代金石学的基础。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门蜀学等宋学主流学派提供了多元化的思想来源，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吕大忠、吕大临、李清照、赵明诚等金石学家在宋学各学派的影响下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金石学研究成果，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初期宋学开雏形
初期宋学的兴起并不与宋王朝的建立相同步，至太祖建宋八十余年后，宋朝自己的学术才渐次发展起来。宋代儒学复兴初具规模当从“宋初三先生”开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这一阶段的宋学，旨在打破佛老思想的主导局面，复兴疲敝已久的儒学。故其主要学术观点在于排斥佛老、弘扬古文、重振师道这几个方面，可以说韩昌黎、柳河东首倡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到这一时期真正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新思潮。
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性格刚健，其对佛老之大力批判开宋学之先。《儒辱》一文中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对儒、释、道三家并立的现实情况大为不满。身为泰山高足的石介与其师声气相通，《怪说》三篇亦是排佛老的代表作。其中说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观、佛寺徧满天下，可怪也” 。这里就体现出，排佛老不仅是其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要求，更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这与宋代强敌环伺的周边形势有关。石介的《中国论》借助当时作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周边民族矛盾来彰显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也是其学习《春秋》之“尊王攘夷”思想的体现。他在文中说：“闻乃有巨人日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日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将老子也叙述成为外来之胡人，可见其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
在这一思想氛围下，其实发迹的金石学亦体现着这样的时代特征。宋代金石学的发端当从欧阳修与刘敞看起，正如赵明诚所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欧阳修与石介交往匪浅。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人于同年中进士。其后欧、石二人亦有书信往来，甚至石介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写。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实践充分体现了初期宋学的风气：为了树立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选择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整理与保存古器物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论述体系。所以，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是如韩、柳及三先生一样，欧阳修的研究目的之一亦是树立一个儒家的道统。自两汉以来，儒学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但是作为核心的道德心性论一直被保留下来。所以晚唐以来，儒学被再次期望作为一种可以挽救世道、匡正人心的学说而被重新发扬。韩愈们急欲创立一种道统，欲对“变异”的儒学进行“纯化”。儒者要通过“道统”的建立，来给自己树立一种话语权，建立“道统”的同时，其实就是对自我解读儒家经典、发扬儒家思想的权威的一种树立。
一种为弘扬自身思想而树立的道统，必会产生对以往经典和历史的怀疑。而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怀疑思潮。欧阳修的主要金石学成就体现在其《集古录》一书中，《宋史》载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集古录》中有许多辨证古史的例子，在研究古代碑刻的时候，他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二碑当时故吏所作,必不误,盖史之缪也。”。通过研究碑刻，欧阳修对许多正史中所载的史事做了精密的考据，例如“隋郎茂碑”中所记录的郎茂去世之处与《隋书》不同,欧阳修谓之，“《隋书》列传言“茂卒于京师”,此碑云“从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缪,当以碑为正。”又，“唐孔颖达碑”上记载孔颖达的字为“冲远”,《唐书》本传云其字“仲达”,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尚未见到此碑文,所以依袭前人谓孔颖达字 “仲达”,直至见到古碑刻,方校订出史实流传之误，“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着。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此段文字不仅展现了欧阳修的考据功夫，同时还表明了其金石考据学的志趣，“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正是在这种“非徒玩好”的经世致用态度上，宋代金石学开始渐有雏形。
与欧阳修并称之金石学家刘敞，其亦是一极重儒家尊严的宋学大家。史载“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敞谏曰：‘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馀，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其强调“儒学满朝”，针对宫中佞臣宦官的排斥正彰显儒家、士大夫之尊严气节。刘敞对金石碑刻之学十分着迷，“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在儒学志向和金石学志趣的两者结合下，刘敞成为一代研究礼乐制度之大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其水平高乎至此，令人叹服。其《先秦古器记》有云:“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太息者矣。”面对上古史实资料的匮乏,他还提出以金石古器的款识、铭文等来做历史考据的方法:“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方法分类详细。
初期宋学在怀疑精神之后似乎还产生了创新精神，这在金石学上亦有所体现。三先生之胡瑗精通古乐之学，“景佑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胡瑗）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这似乎又是初期宋学家与金石学缘分的一则逸事了。史正浩认为，此事“一方面使学者对古器物的重视涉及到了实用领域，也加深了文人阶层对古器物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在参考古器物的过程中，也使学者对古器物形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研究，这就为后来古器物学研究的兴起开启了先声”，此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着初期宋学的影响扩大，追求儒道的思想风气蔚然成型，正如包弼德所说，“道先于文的观念同时使人确信，如果掌握了道，文就随之进益。”所以，金石之学亦是在一种形上儒道的指引下发展，而非仅仅停留在器物的研究层面。这种学以载道的风气是包含了内心与外物两个方面的。研究典章制度、礼乐文章、经史百家，最后的落脚点应该在自己的心上。河南先生尹洙说“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远哉，得诸心而已。心无苟焉，可以制事；心无弊焉，可以立言”，便是一面要将古道落于经世致用，另一面亦将古道用于提升心性涵养，初期宋学之宏大广阔可见一斑。
司马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初期宋学较正统的后继者，作为史学家的他更注重现实政治的稳固。故欧阳修与刘敞的金石学研究中不乏对当下政治的暗讽和意指。正如孙泰山与范文正的书信中所言，“既俾吾宋之学为尧舜文武之学，是将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初期宋学实有统一士大夫思想的用意在。
二、荆公新学广视野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北宋诸派儒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最久，或者可以说是北宋唯一曾占据过主导地位的宋学流派。对比初期宋学，荆公新学在内在性理方面更加深入，将宋学推向了更精微的层次。其在《大人论》中说，“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故神之所为，当在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这一番论述，将事业功劳摆在了很高的位置，没有神圣是不成大事业的，所以他要力行变法，匡正天下。当然，这也正是从更高的层次反对佛老。他的理论“和佛家理论，正成颠倒相反。……在辟佛理论上，实是愈转愈深了”。
荆公新学对《诗》、《书》、《周礼》三部经典特别注意，王安石甚至专门写作《三经新义》作为科举取士的范本。由于变法的需要，新学在典志方面有特别的强调，其学问在义理方面的创新似乎在名义上以一种“复古”的面貌出现。王安石对上古似有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虽然他的思想实质与所谓的“复古”全不沾边，但其行似乎是要以一种古代的圣人价值观来统一当今士大夫的思想，实亦与初期宋学之范仲淹的思想一脉相承。此一观点对应的金石学研究便多注重先秦古器物铭文的考释。陆佃是荆公高足，其少时，“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虽然日后二人在政治上因为对变法的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是在学术上仍是一脉相承。陆佃对礼学十分精通，亦对金石考据有所研究，史谓“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
经陆佃举荐的李公麟则更是一代金石大家。虽然李公麟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画家，但其金石学造诣亦非同寻常。李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可见李公麟在青铜器研究、古文字学研究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并且其自身亦热衷于金石之学。材料的收集是金石学研究的必要过程，也是与宋学的创立、经史研究的发展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新学术的建立过程中，寻找可供其佐证的新材料是必要的辅助手段。故以往为学人们所忽视的金石文献便渐渐为宋学各家所注意，而收集活动本身又带来一种性情上的愉悦与满足，这也与宋学的修养论有莫大联系。李公麟对古器物材质、文字的考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李公麟根据自己的收藏编撰了《考古图》、《古器图》二书，此二书虽已亡佚，但开一代金石学著作体例之先，吕大临便学此二书体例甚多。李公麟的《考古图》之所以精彩，与他精湛的绘画技巧也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在绘画艺术上独创的白描技法对各种金石文物的外观进行描绘,用简单的几笔便复原古器物形象跃然纸上,解决了宋代金石学研究者缺少对比材料的困难,开创了金石学与考古学器物绘图技术的先河。
新法派黄履之孙黄伯思亦是一金石学大家。“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观其学术旨趣似乎与李公麟有相似之处，所长之处亦在于古文字研究。虽然其学术并不尽与荆公同，但是其视野之广博实承荆公之余风。黄伯思“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可见其考据功夫亦甚高，且涉猎广泛，并且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儒家的经学、古文。此并包佛老，落脚儒学的特征正得荆公新学之余昧。黄伯思的笔记《东观余论》虽为论书法之名著，但其中多篇关于金文的考辨文字亦属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其又有《古器说》被收录于《宣和博古图》，《地志说》被收录于《元丰九域志》，可见其眼界之开阔，学问之广博。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书信中提到，“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实可管窥新学一派之视野开阔的特征，此对金石学发展影响亦大。
三、身兼关、洛扬金石
洛学由于南宋朱子的光大，遂成为后世眼中之宋学正宗。然其在北宋时期并未有超出其他诸学派很高的地位。张载之关学亦是北宋宋学诸派中极重要的一派，但张载早逝，其弟子多有再投二程门下者，故本段将关、洛二学合而论之。
身兼关、洛二派之传而于金石学造诣颇高者，蓝田吕大忠、大临兄弟当仁不让。横渠和二程的学问多集中于内在道德的修养上。张子多言气，其于变化气质之说当为首倡。张子曰：“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在修养的基础上，张载又要求穷理，其所谓“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实有开朱子学之先声。在穷理的基础之上，“努力扩展自己的思维，超越感官的局限，以彻底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从而达到所谓尽心的境界。大程子与张载的书信中有一篇后人谓之《定性书》，其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实可见二程在内在修养上的境界似乎较张载又要更深一层。张载又在《订顽》一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仁的境界当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大程子在仁学上与张载亦有同合处，其谓“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充分肯定了张载的仁学观。
在关、洛二学的学术背景下，吕氏兄弟的金石学研究也体现出了兼济天下的外在仁德和内在的道德修养提升两方面的需求。吕氏长兄大忠受其弟大临影响，先投张载门下求学，张载殁后，其仍不满自己的学问，遂又东投洛阳二程门下继续学业。元佑二年（1087），吕大忠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十三经》等碑刻移至城墙内南侧，统一保存，并供百姓观瞻，形成了西安碑林的最早雏形。《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载大忠主持移碑之时，诸碑原所在地已经“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冲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可见其不仅注意到客观的保存条件，同时将尊经重道的宋学理念灌注到金石之收集与保存中，由此观之，宋代金石学并非文人士大夫好古之玩物，而具有崇敬之意味在。碑文又云:“厥既视图,则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沟堑而基之,筑其浮虚而实之。凡石刻而偃仆者,悉辇置于其地,洗剔尘土,补锢残缺”，对石经之尊重可见一斑。将诸多经典碑刻统一保存，供众人观瞻，似乎践履着横渠民胞物与的教导，求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心。
吕氏兄弟中排行第四的吕大临是诸兄弟中学术造诣最高的一位。大临先学于横渠，再学于二程，学问颇得洛派精髓，故与谢佐良、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然大临身兼二家学问之特点终生未改，小程子也不禁感慨道：“吕舆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吕大临在心之未发已发的问题上颇承关学之旨，“大临以赤子之心为未发，先生以赤子之心为已发，……大临初谓‘赤子之心’，止取纯一无伪与圣人同一有处字，……固未尝以已发不同处为大本也，先生谓‘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有学者认为此观点可看做吕大临“以关学为底色，融合洛学对‘中’与心性的关系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以大本之‘中’统摄心性”，是“北宋道学思潮下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思想”的一种体现。窃以为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誉，对大临这段话的辨析朱子早有言：“吕氏未发之前心体昭昭俱在，说得亦好”，但他夸赞的基础是“伊川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吕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后来又救前说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语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此语甚圆，无病。”说明此理论在吕大临时并无定论，只是一种讨论，并且讨论的范围也是集中在“辨此一句”的个例之内，当至朱子得“中和新说”之时，未发已发之说方有一定论。是故大临身兼关、洛二学并未明确提出一统合二家之新思想，而是着重于践履实践二家共同注重之儒道功夫上。吕大临的金石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其“通六经，尤邃于礼”践履实践的一部分。吕大临的礼学思想不仅把礼看做外在的规范，亦将其看做内在道德的修养。这种礼学观点与朱子学、心学内求式的礼学观遥相呼应，不光注重礼仪条文的复原与考辨，其意义当回归人心之本身。
大临的金石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上。《考古图》虽非最早之古器图录，但由于其幸得保存，体例全面，详细记录了各古器物的大小、重量、出土地点、递藏情况，遂成为后世金石学著作的典范。其根据器物形制与铭识对其进行了大体的分类：卷一为鼎属，卷二为鬲、甗，鬵，卷三为簋属，卷四为彝、卣、尊、壶、壘，卷五为爵属、豆属、杂食器，卷六包括盘、匜、盂等，卷八为玉器，卷九、卷十为秦汉器。这样的一个分类比之欧阳修《集古录》按年代依次记述的分类方法在金石学研究上又高明了一层。盖欧阳修之时仅具雏形的金石学仍多被视作史学的附庸，而吕大临所作之《考古图》似乎代表宋代金石学的真正成熟，渐从史学中独立，而具有了自己的一番特征。《考古图释文》则偏重于古文字学考证，从金石学中专门注重古文字的考释，吕大临亦立一新门户。南宋诸金石学著作多有集中于古文字考释方面者，如洪适《隶释》、《隶韵》，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或奉其体例为圭臬。王国维也高度赞扬《考古图》曰：“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
在吕大临的金石学研究实践中，经典和古礼的考证已经从具体的名物训诂和礼仪制度内化至天道心性的境界。这样的心与物、内与外合一的思想，在其《考古图》中多有体现。大临在后记中写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谓古者，虽先王之陈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所精义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变者。”可见吕氏实欲通过金石学研究追寻古今不变的圣人精义，这也是关、洛二学背景下，金石学旨趣内向化的体现了。
四、蜀学再传《金石录》
苏氏蜀学亦是宋学之一大派。虽然前人多谓蜀学驳杂无宗是一杂学，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儒学为本”的内质。对《金石录》的研究，在金石学领域中已经相当完备，故本节所论之重点在于试辨明苏氏蜀学对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的影响以及《金石录》中所体现出的蜀学特征，这是前辈研究者多未关注到的地方。
首先从家学渊源上来看，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便是苏轼门人。《宋史》载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李格非不仅被苏轼赏识，还深得苏轼学问之真传，时人将其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苏门“后四学士”以与大名鼎鼎的“苏门四学士”并列。李格非所著有《洛阳名园记》，其将人文景观和个人经历与广阔的历史兴衰相联系的技术方法，似乎传承了苏氏蜀学注重家国情怀和人生现实的学风特征，这种特征也深深影响了李清照。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史称“亦善文”，其祖父王拱辰与欧阳修、石介同年中进士，且荣登状元，可见宋学渊源亦深厚。赵明诚也出身官宦之门，其父赵挺之为一实干官吏，持梃入郡府，开府库发军饷；河流绝堤，力主不徙他县以害民。然而有意思的是，赵挺之由蔡京举荐成为右相，颇提倡绍述王安石新法，而后又与蔡京交恶，导致挺之死后赵明诚亦丢官下野。赵挺之欲实行新法之时，甚至受到了苏轼的批评，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李、赵两家的长辈们竟然这样阴差阳错地聚到了一起。赵明诚对金石学的爱好似乎早已有之，他在《金石录》的自序中言明其从小就热衷于金石收藏，并且受欧阳修《集古录》的影响甚大。欧阳修对三苏的奖掖提携以及学术影响亦不容忽视，且苏轼又师承欧阳修，于嘉佑二年（1057）在欧阳修主持的科举中金榜题名。包弼德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指代苏轼和程颐）同欧阳修一样，也关心个人如何培养以德接物的能力，还进一步设想一个人如何能够学为圣人。”从此亦可管窥从初期宋学至宋学分派的过程中，各家之言虽有异有同，宋学诸芳有同一所谓“心性道德”之根本。
从赵、李伉俪的学术背景出发，我们可以从《金石录》中发现一些蜀学特征。赵明诚的金石收藏范围是极广的，较之其他儒者的金石考据，其研究似乎并不局限于从金石中寻找辨正儒家经典和礼乐典章制度。赵说：“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仅存者，略无遗矣”，可见其金石研究范围之广。而其最终仍突出对“三代以来，圣贤遗迹”的保存，并且引用孔子的话来阐发己志，足见其儒学为本的内涵。李序中也提到：“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足见二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的蜀学特征。苏门之学素重文辞章句，赵明诚与李清照之《金石录》亦是文采斐然，赵特别提到“至于文词之美恶，字画之工掘，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虽有自谦之意，但可见其对文章词句有一特别的重视。苏轼的人生观念也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他的诗词中颇多如“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这样的感慨人生之句，充满悲剧意识。或是人生坎坷经历的相似性，李序中亦言：“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而东坡悲剧意识下的乐天观念同样影响了李清照，她在后面接着说：“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又有一种对悲剧的超越性在了。
《金石录》中不光有以往金石学研究中的文字、典志、史实的考据，更有关于历史的感慨，不乏一些议论之处，这也是其比较独到的地方之一。如“予尝谓石刻当时所书，其名字、官爵不应差误，可信无疑，至于善恶大节，当以史氏为据，今此，传首尾颠倒错缪如此，然则史之所载是非褒贬，失其实者多矣，果可尽信邪。”这种论史的风格或亦与苏洵、苏轼父子之学问有关。从《金石录》与苏学的这些同声共气之处看，在学术源流上将《金石录》视为苏门蜀学的再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结 语
本文尝试考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从纵向看，整个北宋时期，宋学与金石学都在不断发展。从横向上看，宋学不断伸展出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各美其美而又各事其事，故各派思想影响下的金石学研究亦体现出同中有异的学术路径。
从初期宋学对金石学草创的影响到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氏蜀学等北宋宋学大流对金石学发展的影响中我们再次印证了宋学充斥着北宋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说职官、地理、目录、年代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那么宋学就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一把钥匙。通过研究北宋时期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对宋代金石学研究、宋代金石学家有了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初期宋学规模宏大，且有一特别的疑古、疑经典的思潮在，故金石之学在此时依附于经学、史学的考据发出萌芽。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在范文正、宋初三先生、司马光、刘攽的学术影响下，通过《集古录》和《先秦古器记》等金石学著作，奠定了宋代金石学的基础。在荆公新学广阔的视野下，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将金石研究的范围继续扩大，对儒释道三教的相关古器物均有不少研究。李公麟更是将自己高超的绘画技巧融入其金石学研究之中，开创出金石图谱之学。身兼关、洛二家之长的吕氏兄弟，将心性道德修养与金石学研究相结合，将社会责任感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吕大临《考古图》提出以外在的金石考据培养内在的道德修养，吕大忠将金石碑刻收集并向大众开放，教育百姓，推己及人。李清照、赵明诚的《金石录》则是苏门蜀学之再传。其不仅继承了苏学特重文采的特点，更将苏轼博大的人生哲学融入进金石学研究之中，成为北宋金石学研究当之无愧的最后一峰。（《绿色中国》2019.4B 文/杨思炯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