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数年后的再次考试，欧阳修看到了一份十分符合他口味的考卷，他读到了其中的名句，大为赞赏，所以把此人的成绩列为了第一名，而等到揭名时，这位状元名叫刘煇。有位认识刘煇的人告诉欧阳修说，其实此人就是刘几，他只是改了个名字罢了。闻听此言，搞得欧阳修目瞪口呆。
其实细读这段小掌故，看似有游戏的成分，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证明这位刘几能够知错就改。连刘几这样的人都能将文风由浮夸变为朴实，那从侧面就可以印证出，欧阳修对社会文风的改变确实起到了效果，但他对这“刘几”变“刘煇”还是调笑了一下。以欧阳修的性格，他肯定还会找机会让这位刘几服气，《履斋示儿编》卷八中称：“东坡有曰：‘诗赋以一字见工拙。’诚哉是言。尝记前辈说欧公柄文衡，出《尧舜性仁赋》，取刘煇天下第一。首联句曰：‘世陶极治之风，虽稽于古；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刘来谒谢，颇自矜。公虽喜之，而嫌其‘积’字不是性，为改作‘蕴’，刘顿骇服。”
虽然欧阳修很夸赞刘煇的答卷，但他觉得其中改一个字，会让文章变得更妙。刘煇考取了状元，很是志满意得，他来拜谢主考官时，欧阳修却告诉他要将文中的某个字改过来。刘煇一听，这一字之改，确实意境大变，顿时就老实了下来。对于刘几事件，后世给予了较高的解读，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文风迥变，方得及第。这是‘太学体’消歇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欧阳修为什么会有着跟时代完全不同的文风呢？这件事还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聊起。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生活，母亲带着他前去依靠三叔欧阳晔，但欧阳晔也只是个小小的推官，每年的收入很低，不可能供欧阳修去上学。好在母亲郑氏原本是大家出身，于是就在家里教他认字。因为家里穷，所以用不起纸笔，母亲就用芦苇秆在沙子上教他认字。
那个时候，欧阳晔在随州任职，当地城南有位姓李的大户人家，此家有着万卷藏书，欧阳修跟李家的儿子成为了好朋友，所以他就常到李家去看书。某天，欧阳修在李家的废纸堆中捡到了一部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仔细翻看后，他特别喜欢韩愈的那种质朴文风，这件事对欧阳修后来的文风影响，是一个重要转折。
但是，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时文显然跟质朴文风相悖，欧阳修以这种文风参加科考，当然是以落榜告终。两次失败让欧阳修明白了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他就暂时放弃了那种质朴文风，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学习时文，他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自己的这个转变：“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
在这里，欧阳修还明确地说，因为他自小家里穷，考取功名是能够获得好生活的唯一出路，所以他要学习时文。由此可知，欧阳修是一位懂得变通且为人直率的读书人。果真，他在第三次科考中就成为了进士。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结果后，他却立即放弃了时文，又恢复到了自己原本的文风中，他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欧阳修明确地说，他不喜欢骈体文，骈体文只不过是他参加考试的敲门砖，既然已经考取了功名，他就再也不作这类的文章。
有两个人对欧阳修的文风形成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一位是梅尧臣，而另一位是尹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中称：“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纪晓岚认为，让欧阳修的文章变得更加质朴的人是尹洙，而改变欧阳修诗体的人则是梅尧臣。
欧阳修对尹洙特别推崇，他写过一篇《七交七首，尹书记》：
师鲁天下才，神锋凛豪俊。
逸骥卧秋枥，意在骙骙迅。
平居弄翰墨，挥洒不停瞬。
谈笑帝王略，驱驰古今论。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为韫。
这段话中所说的“师鲁”，指的就是尹洙。欧阳修在洛阳任职时，尹洙也在这里。他们当时的顶头上司钱惟演在府第中建起了一座双桂楼，并让谢希深、尹洙和欧阳修各写一篇楼记。当时欧阳修一挥而就写出了上千字，尹洙看后说：“某只用五百字可记。”而后尹建议欧阳修把自己的那篇记也删减到五百字以内，而谢希深所写也是五百字，尹洙自己写的那篇仅三百八十多字。他们三人互相观摩后，还是觉得尹洙写得最好，于是就将尹的那篇交给了钱惟演。
这件事对欧阳修有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带着酒前去拜见尹洙。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中载有该事：“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
尹洙告诉他，文章最忌讳格调不高而字数还很多，虽然你们二人所写文格很高，但字数却没能少下来，因为格调越低，字数就会越多。欧阳修经尹洙这么一说，立即明白了作文之法，于是就重新修改了自己所写的那篇记，最终的结果是比尹洙的那篇还要少二十个字。欧阳修的这个改变令尹洙大为赞叹：“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欧阳修撰《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本，牌记
读到这段话，特别让我觉得惭愧，我所写的文章一直难以短下来，如果赶上欧阳修任主考官，我所写的肯定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若真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能够被大文豪欧阳修亲口痛骂，那是何等的三生有幸。但欧阳修确实是聪明绝顶之人，他经过尹洙的一番点拨，立即就对自己的文风做了大的转变，比如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就是因为简洁而大受夸赞，该文开头的一段是：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这篇文章的起首一句是“环滁皆山也”，我记得上学时，老师至少用了半堂课来讲解这五个字是何等之妙。其实他的初稿要比这五个字长得多，因为大儒朱熹曾经听到或者是亲眼看到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原稿，《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称：“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由此可知，当年这五个字，原文却是几十个字，只是后来被欧阳修删改成了今日所见的模样，这个改变应该是受到了尹洙的影响。显然，他的这种文风受到了时人喜爱，《曲洧旧闻》卷三中称：“《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看来，他的这篇文章刚刚面世就已经搞得洛阳纸贵。而更为有意思者，是《方舆胜览》卷四十七引《滁阳郡志》中的一段话：“（《醉翁亭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亦多求其本，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这太有意思了。《醉翁亭记》流传于天下，为了便于传播，竟然刻在了石头上。当时很多人都来拓此石，因为拓碑需要毛毡，此刻石旁寺庙里的毛毡竟然都被拓碑人用尽了。即使这样，仍然供不应求，以至于僧人炕上的铺盖都被人拿去用来拓碑。当时有很多商人也来拓《醉翁亭记》，他们拓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呢？原来货物流通时要征收税金，商人用《醉翁亭记》拓片作礼物送给税官，便 可以得到免税的优惠待遇。即此可知，欧阳修的文章在天下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欧阳修撰《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宣统三年至民国六年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本，卷首
其实不仅如此，皇帝对欧阳修的文章也很喜爱，《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二中称：“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闲见御阁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辞也。’乃悉取宫中诸帖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他的影响力甚至传播到了邻国，《渑水燕谈录》卷二中称：“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那时中国的北方是辽国的天下，欧阳修曾作为使臣出使辽国，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款待，而辽国国王每次宴请欧阳修时，都会让一些学者作陪。为什么会这样呢？辽国国王说，是因为你欧阳修的文名享誉天下，所以我这么做。
其实，欧阳修也写过一些诗情画意的诗作，比如他写的那首《戏答元珍》，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诗：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很有李白的味道。不知什么原因，欧阳修不喜欢杜甫的诗。按理说，李白诗风的汪洋恣意跟欧阳修的质朴文风很不相类，而杜甫的诗风似乎更与欧阳修相合拍，看来人的性格都是有多面性的。
当然，欧阳修的影响力更在文章方面。余外，他在史学方面也极有贡献，比如《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就是出自欧阳修之手，而《新唐书》也是他参与修订者。欧阳修为人特别谦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引《本朝名臣传》中称：“初，仁宗以《唐书》浅陋，命官刊修，在职十年而修至，分撰纪、表、志，七年书成。宰相韩琦素不悦宋祁，以所上列传文采雕饰太过，又一书出两手，诏修看详，改归一体。修受命，叹曰：‘宋公于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书进御，惟书官崇者。是时，祁守郑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长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闻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欧阳修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刊明南监及清内府修补本
当年仁宗皇帝认为《旧唐书》写得太过浅陋，于是安排人重新撰写。此前，宋祁已经修订《旧唐书》十年，欧阳修接着修订此书时，感觉到两人的文风并不同，但他并没有将宋祁的稿子推翻重来，而是一字不改地原文录入。按照当时的规定，集体编纂之书要署上官衔最大之人的名字，而欧阳修的职位在修书人中最高，但他却坚持要署上宋祁之名，因为他觉得不能埋没宋祁对此书所下的功夫。
怎样才算是一篇好文章？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由这段话可知，欧阳修并不反对文章写得美，他认为好的文章首先是内容充实，同时还要写得漂亮，只有这两者结合的文章，才能够流传久远。欧阳修还认为文章在精不在多，他在《与渑池徐宰书·五》中说：“所寄近著尤佳，论议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
徐宰乃是欧阳修的门生徐无党，也正因如此，欧阳修在信中跟他说得很直接。他说，徐的文章已经写了不少，今后有空时要进行仔细地挑选和删改，只有这样，剩下的文章才会变得“峻洁”。但他同时也强调，不用为了删而删，如果刻意地把长文删短，这样的文章读上去就变得不通顺。而欧阳修所撰之文，正是贯彻了这种为文之法，因此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夸赞道：“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的这几句话对欧文风格总结得十分到位。
欧阳修的散文名篇，其中之一乃是《朋党论》，该文起首两句则是：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这是欧阳修在庆历四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开篇的两句就直点主题。欧阳修首先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他的这番话是针对夏竦等人的。
这些人反对新政，诬蔑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为“党人”，而欧阳修直言“朋党”这个概念自古有之。他在该文中举出了古代的事例，以此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认为，如果真的让君子的“朋党”来掌管天下，则天下将会得到大治。接下来，他又有着长篇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这类政论文的写作特色：既简洁明要，又能引经据典，通过事实来佐证自己观念的正确性。
《秋声赋》也是欧阳修的散文名篇，该文的第一个段落为：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某天夜里，欧阳修正在读书，突然听到西南方向传来的声音，而后他细听此音，竟然听出了那么多的不同，于是他让身边的侍童出门去看看这是什么声音，这位侍童回来告诉他：外面的月色很好，看不到人影，而声音则是从树间传过来的。欧阳修闻听之后，发了一大堆的议论：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因为他明白了，这就是秋声。接下来，欧阳修讲述了秋声的特色，又论述了秋在四季中的特殊地位，之后他又产生了一段这样的联想：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欧阳修由秋声想到了植物的凋零，而后又由此想到了人，他也讲到了生而为人的不容易，可惜他的这番感慨于此刻没人跟他做探讨，他只能把自己的话说给那位侍童：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侍童当然听不懂他这样高深的联想，于是垂头睡去，而欧阳修只能听到窗外的虫鸣以及自己的叹息之声。这篇文章的结构，正能完整地表达出欧阳修作文的风格及其行文方式，清魏禧在《杂说》中这样评价了欧阳修的文风：“欧文之妙，只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魏禧的这段评价，更多者是解读欧文的叙述方式，而金赵秉文则是从简洁明快的通俗性上，来看待欧文长盛不衰的原因：“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竹溪先生文集引》）
正是这样的文风使得欧阳修的文章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许多的文章大家都从欧文中汲取到了养分，黄进德在《欧阳修评传》中说：“欧阳修这种平易流畅、从容闲雅、丰约中度而又情韵邈远的文风，在散文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明代的宋濂、归有光、茅坤、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启迪和沾溉。”
除了文章巨匠的头衔外，欧阳修还是位收藏家，比如《宋名臣言行录》中称：“公平生有所好，独好收畜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谬之说为多。在滁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吾老其间，是为六一。’”如此说来，给欧阳修贴上个“藏书家”的标签也不为过。他当年竟然收集了一千卷的金石拓片，并以此来校正史书上的错讹，并且藏书的数量达到了万卷。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极大的数量。而他“六一居士”之号，也正来自于他的这些爱好。
国家级文保单位
欧阳修的祠和墓位于河南省郑州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北。昨天的寻访我乘出租车一路跑了五百多公里，感觉特别疲惫，但想到第二天的行程，还是到酒店前台要了一张新郑地图。服务员拿给我的地图很小，不大于A4纸。这么小的一张地图竟然标价五元，然而前台告诉我现在卖十元，理由是城区扩大很快，这两年没出新图了，这是前几年出版的，有了收藏价值，所以溢价销售。这一刹那我是那么的痛恨“收藏”二字，我说自己不想买收藏品，能不能看一眼，服务员很大度地说：看一眼可以不收费。
我当着她的面趴在柜台上，在地图上寻找欧阳修墓所在，按资料记载此墓在新郑市新店镇欧阳寺村，然而图上却找不到欧阳寺村的地名，这让我更加相信自己没必要买这张地图。早晨站在酒店门口等出租，过去数辆均有乘客，恰巧一辆出租在我旁边下客，旁边还有两组客人也想乘这辆出租，我抢上一步，看都没看拉开车门就坐到了里面，心中默念着“对不起”，对自己的有失风度表示歉疚，口中问司机：想不想跑长途？此人口气很大：“只要不出国境我哪儿都去。”我告诉他自己要跑几个地方，因为不知路途远近，最好按打表走，其称跑长途打表不合算，但包车他又算不出路径，看来比较难缠，但当地出租车太少，我又不敢轻易地换一辆，只好说咱们就这么跑，你看着收钱吧。
匾额上写着“欧阳文忠公陵园”
因我这种口气可能令他更加觉得我像个骗子，他没有开车，而是在原地算计起来。一番商量，最终达成协议：按里程付钱，另外再加回程费及高速费。谈了十几分钟才上路。西驶二十公里，沿途停车两趟打听路径，终于在欧阳寺村北找到了欧阳修的祠和墓。司机说，自己开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拉客人来过此处。
两位年轻人帮我打开了祠堂的锁
祠堂院落占地约三四十亩，建制完好，门口无人收费，我在院落里拍照时，不知从哪个房间走出两个年轻人，他们主动帮我打开正房让我拍照。两人说话是标准的普通话，看样子是大学分配来此工作的。整个祠内仅我一位游客，我问年轻人是否有人来参观，他们说极少，“陵墓类景点很少有游客来，我们主要接待政务性来访。”
祠堂的正中立着一块墓碑
此碑与房屋的藻顶有着较大的反差
祠堂两进院落，墓在后院，然从中轴不能穿行，只好退到进门处由左路走到后面。后园有两座大墓相连，按标牌所示是欧阳修夫妇二人之墓，右边的墓碑上刻着“宋太师欧阳文忠公之墓”，而左侧的墓碑则为“宋安康郡太夫人薛氏之墓”。在这座葫芦形的大墓右侧是一片竹林，这片竹林有数亩之大，所种为早园竹，竹林中有十余座坟丘，从石碑看都姓欧阳，估计是欧阳家族后人。
祠堂外观
欧阳修先后娶妻三次，他二十五岁时娶了恩师胥偃的女儿。结婚两年后，胥氏生一子，胥氏生子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年仅十七岁。而后欧阳修又娶了杨氏，然而结婚十个月后，杨氏也病逝了。欧阳修所娶的第三位夫人就是薛氏。这位薛氏倒是很有见识，苏辙给他写的墓志铭中称：“及文忠为枢密副使，夫人入谢，慈圣光献太后一见识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进对明辩。自是每入辄被顾问，遇事阴有所补。尝待班于廊下，内臣有乘间语及时事者，意欲达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妇人何预焉！且公未尝以国事语妻子也。’”
欧阳修墓
当年欧阳修在朝中为官时，薛氏曾跟着一同去拜见皇太后，她的应对特别得体。当时朝中有人想通过薛夫人给欧阳修传话，这位薛夫人却当场拒绝，说妇女不能干预政事，并且说自己的丈夫在家中从不跟自己谈论国家大事。由此可见，这位薛氏很有政治头脑。薛夫人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子欧阳奕跟苏东坡是很要好的朋友。如此看来，眼前所见的这两座并在一起的坟丘，只有薛夫人陪伴着欧阳修，而另外两位夫人却葬在了他处。
这种安葬方式是否真符合欧阳修的心愿，在我看来也未必，《读醒杂志》卷三中称：“欧阳公之父崇公与母韩国太夫人，皆葬于沙溪泷冈。胥、杨两夫人之丧，亦归祔葬。公辞政日，屡乞豫章，欲归省坟墓，竟不得请。里中父老至今相传云：公葬太夫人时，尝指其山之中曰：‘此处他日当葬老夫。’后葬于新郑，非公意也。”
原来胥、杨两位夫人跟欧阳修的父母葬在了他处，而当年欧阳修也提出自己死后葬在那里，可是不知为何，他后来却葬在了新郑，此非其所愿，而葬在这里只有薛夫人陪伴，恐怕也不一定是他的愿望。《高斋漫录》上有如下一段话：“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公辞不受，戏云：‘正欠捧者耳。’仲仪即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答云：‘前言戏之耳。’盖仲仪初不知薛夫人严而不容故也。”
墓顶长满杂树
这段话说的很意思。当年欧阳修给别人写墓碑，那家人答谢了二十个金酒盘还有两个酒壶，欧阳修坚决不接受，其理由是：得到了这么多的金盘子，但却缺少端盘子的人。对方闻言，心领神会，于是立即派人到京城买了两个侍女，而后将侍女和盘子一并送给欧阳修。但欧阳修只留下了盘子，而把侍女送了回去，他说自己只是开句玩笑，不能当真。为什么会这样呢？此文中说，是因为薛夫人管得严，绝不能容纳此两女。由此可知，这位薛夫人对自己的丈夫管得很严格，恐怕到了地下也不容许他女靠近。
两座墓成荫芦形
看完欧阳修墓，在门口想站在车后悄悄拍一张照片，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这几年一路寻访所养成的一个习惯，其实这么做只是个小防备，一是担心自己丢东西，二者万一有意外，以此也算有个线索。然而我无意间发现，该车的后面没有牌照，再转到车前看，同样没有。
薛夫人墓
这太过分了，一路打车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直问司机为何前后均无牌照？他说：三月三十日祭祖大典，公司将所有车换成新牌，这样好看，还能收一百二十元的牌照费。但旧的收走了，新的还没下来，当地的警察都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没人查。事已至此我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用下去。上路刚走了一段，他就要下道加气，说汽车烧液化气，每公里成本四毛，而烧汽油则要七毛多。到这时也只能任由司机按照他的说辞去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