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读了你的诗集《直了集》，感觉你的诗歌大多冷静、睿智、真实、纯净。《直了集》中“直了”一词出自《坛经》，你说你希望自己的诗是“单纯的”“明心见性”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蕴？
李寂荡：《直了集》的诗作大多来自直觉。诗歌不是哲学，而是对人世、生命、自然的直接感受，并在感受的激化下的思索。
这些年来，作为编辑，我读了不少诗歌，觉得有的诗歌相当炫幻、空泛，一些诗以“先锋”的名义进行，故弄虚玄，看似复杂，实则言之无物，就像皇帝的新装。我写诗主要靠经验和直觉，对自已的作品强调“有感而发”，不喜欢“应景之作”，当然，有感而发也还得有特别之感，否则我不会轻易写出来。现在很多的诗近乎是批量生产，为文造情，其实大多都是垃圾。所以我希望自已写下的诗能够是“单纯的”“明心见性的”，就像我的诗集名一样，是“直了”的。
记者：你除了是诗人，还是《山花》主编，你如何处理“职业”与“创作”的关系，如可能选择其一的话，你会选择什么？《直了集》是你的首部诗集，以后还会出诗集么？
李寂荡：我从中学开始写诗，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结集出版。虽然我写诗很早，但写得很少，一年可能就几首。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办杂志上了。我以为，写作是“虚席以待”，有“诗兴”的时候就写写，对于我来说，“诗性”存在于环境、更存在于内心。当然，既然写诗是我的爱好和“专业”，我是不会放下她的。相信最近几年会有第二、第三本诗集出版。
诗人与主编互不冲突。诗是爱好、兴趣，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写诗占用时间少，不是职业，在中国现在还没有以写诗作为职业的人，靠写诗歌很难维持生活的，但有专业写小说的。我没什么野心，没想成名成家。文学，是我的事业。当主编是我的职业、岗位，既然是职业和岗位，我会努力把杂志办好。
记者：你何时开始诗歌写作的？你自己最满意的诗作事哪些？你眼中的诗歌标准是什么？
李寂荡：写诗是从读中学开始的，中学时候就与几个爱好写诗的同学和朋友创办了校园诗刊《春潮》和民刊《绿梦》，写诗从那时就开始了，主编也从那时当上了。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写诗还是在研究生阶段，研究生阶段我学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有很好的文学氛围和大把的时间。
喜欢自己的诗有《隔壁邻居》《河流》《语言障碍患者》，等等。
诗歌的标准，我认为，诗歌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的，好的诗应该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最好的诗歌是切入肉体和灵魂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精神的和生命的。是体验和想象的集合，是当下生活的写照，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强烈的生命诉求，是对现实人生的追问、打量和思考。诗歌应是所有文学文体当中“文学性”最强的文体。诗一定要有“诗性”，要具有“审美性”。
记者：你说过，生活中对你触动深的事情和场景容易进入你的写作，你有的诗是把现实真切的经验直接地搬进诗中。能否举个例？
李寂荡：譬如，《隔壁邻居》就是经验性的，就是对孤独与热闹、青春与衰老、生与死亡的思考。当时，我还是单身，交往多，有时会邀请朋友到住所喝酒、聊天。那时有一位因房屋搬迁临时借住的老人和我是隔壁邻居，会主动与我搭话。他出门会把门口的盆、板凳拿到房间。一次我回来时发现，东西还在门口，不见人。其实，老人已经死亡腐烂。我觉得人的生是那么脆弱，有时生死间的转换就是那一刹那。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感慨：直到现在/我仍然活着//独自一人/但并不寂寞//因为你走后/我有了两个邻居//他们都住在隔壁//死亡和孤独。
我的诗歌是先有感受，后有思考。如《河流》,近年来，我们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比如，一条河流从诗经中开始流淌，穿过唐诗宋词，到清朝，几千年一直在流淌。但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也会被颠覆，有的河流今天已干涸断流或者萎缩。当然这首诗也可作其他理解。
诗歌是对现实生活的矫正和弥补，揭示某些被遮蔽的东西。
诗歌的意义是对功利与虚伪的抵制，写诗的人要“不忘初心”，去呈现出另一种“世界”。不能矫情，不能虚情假意。米兰·昆德拉说，文学就是对现实的反动，“反动”就是矫正。
自己的诗歌中有“悲苦”一面，是与自己的先天性、经历，对事情的敏感性有关。人生有悲苦，皇帝也免不了，他的悲苦甚至大于普通人，他拥有的帝国无论多么强大，他早晚是要离开他的江山、美人的，他的不舍可能带来更大的苦痛。
记者：《山花》作为一本老牌杂志，请你谈谈它对贵州文学的重要性。
李寂荡：《山花》创刊于1950年，是贵州创刊最早的期刊，是扶植贵州作家的重要阵地和摇篮。贵州几位著名的作家都当过《山花》主编，如，蹇先艾、叶辛、何士光等。可以说，60多年来，贵州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在《山花》发表作品而步入文坛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山花》成功地进行了改版，逐步地从一个一般的省级刊物跃升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刊物。
原来贵州有《山花》《花溪》《夜郎文学》《杉乡文学》四家文学期刊，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目前《山花》成为唯一一家，其他因为改制，成为走市场的杂志。《山花》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贵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承担重大的任务——扶持贵州文学新人、推出贵州作家作品。责无旁贷，我们一方面要打造好品牌，一方面要扶持贵州新人，推出贵州作家作品，塑造好贵州形象，宣传好贵州。原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广智到《山花》调研强调，《山花》为贵州带来了荣誉，是贵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不能让她背着包袱前行，《山花》不是喜马拉雅山，也是唐古拉山。《山花》与其他省份的文学期刊相比，办刊资金缺口巨大，得到处跑广告。我不仅要做好编辑工作，还要跑广告。外省的文学期刊稿费大幅度提升，虽然《山花》办刊艰难，也在尽量提升稿费。外省稿费靠财政拨款，我们靠到处筹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要保住这一品牌。因为来之不易，所以要倍加珍惜。
记者：《山花》的影响力，源于它的独特性，历来被文学界称为“先锋文学重镇”，请问你们是如何秉持先锋精神的。《山花》目前在国内的影响力如何？
李寂荡：《山花》1993年改版后，提升为全国性影响力期刊，跃出贵州，被文学界称为“四小名旦”，多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百强期刊”，自2005年起连续多年被评为“中文期刊网络阅读全球排行前100名杂志”，是国内首家纯文学文本和视觉艺术文本相结合的双重文本，是全国独家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赠送刊物的杂志。今年截止到本月，刊发在《山花》的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山花》的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奖、贵州文艺奖（省政府奖）等。不少作品被翻译到日本、美国、德国。川妮的中篇小说《哪一种爱不疼》还由诗琳通公主译介到泰国。
《山花》风格上倡导敢为人先，大胆实践和探索，反对模式化和僵化，类同。强调先锋性的同时，也强调文学性。不管任何作品，一定要有很强的文学性。生活在变化，写作也应有变化，与时俱进。 《山花》 的风格是开放、前卫、兼容。装帧印刷、内容与众不同，不追风，不盲从，不拘一格，唯质量是求。践行双重文本，以文学为主，同时推出视觉艺术，包括绘画、书法、建筑、园林景观、雕塑，等等。其次，扶植新人历来是《山花》工作的重点。《山花》在注重名家的同时，对新人的扶植一直不遗余力。文学要发展，就必须有新的增长点，而增长点往往是靠新人体现出来的。因为新人会将不同的生活经验、思考、审美趣味和话语方式带入其作品，所以会给文坛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发展动力。现在，作家队伍新陈代谢的频率加快了，可以说是越来越快，所以对新人的发现和推出也应该越来越快。当然，不可揠苗助长。再次，我们还强调兼容性。我们增加了一些有关社会文化的栏目，目的是增加刊物的包容性，同时也增加刊物的可读性，还有它对社会的覆盖面。
记者：说到《山花》对文学新人的扶植，可否具体说说？另外，很多作者说，《山花》上稿难，能否说一下《山花》的选稿标准。
李寂荡：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山花》的风格在前面我们已说过。《山花》用稿面向全国。重视名家，重视新人（新人新气象），新人有不同的教育经历、不同的生活经历、经验，不同的话语方式，写作文本具有活力，作品与著名作家不同，能给杂志带来活力。《山花》已推出很多新人。外省的张楚，他的处女作是《山花》发的，稿件是从自由来稿中选出来的。他后来成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上海文学》的编辑、青年作家甫跃辉在读大学期间，处女作也是在《山花》发表。有浙江作家说，浙江不少青年作家都是从《山花》走出来的。省内现在比较活跃的“80后”作家曹永，就是从《山花》走出来的。贵州另一个年轻诗人蒋在，十三岁作品就上《山花》，十九岁上《人民文学》。她在十三岁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扶植。六盘水市的高中生熊生婵，在《山花》已连续发表作品两次，外界评价甚好。青年作者代表着文学的新生力量。好作品我们不会淹没的。我们反对陈旧的、人云亦云的，言之无物的、矫情的写作。
记者：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你认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能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寂荡：近年来在中国，文学杂志好像物理、化学等专业化杂志，读者很少。先不说文学期刊，就是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很少有人看。远离阅读，拒绝阅读，你免费送给他也不读，这是客观的外部现实。这不是杂志办得好与否的问题，如果用发行量来评价杂志是不妥的。我们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当下过于追求物质的东西，这是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不再考量发行问题，不过，还是希望更多人阅读杂志，杂志价值、作品价值的实现还是要通过阅读来最后完成。我不认为阅读量小，文学就对社会的影响小。文学的价值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文学期刊的功能定位是出作品、出人才。虽然读文学作品的人群少，但受文学作品影响的人是普遍的，他们是间接接受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的大众每天要用很多时间看影视剧，而影视剧许多就是改编自小说。比如，最近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影视剧的剧本不少改编自文学作品，即使不是这样，编剧也是作家呀，没有作家编剧，哪有影视剧？文学期刊还是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平台，语言的优美性、准确性往往靠文学作品来体现与传承。
记者：《贵州民族报》开办了一个《民族文学周刊》。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又有怎样的期待？
李寂荡：贵州是多民族省份，贵州最灿烂的、最独特、最有吸引力的、魅力的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学。贵州有非常肥沃的文学土壤，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学创作的沃土，有很多资源等待我们去发掘，这些资源具有独特性、丰富性，书写空间很大。现在贵州有很多作家就是少数民族。《贵州民族报》的“民族文化周刊”重视对民族文学、文化的培育。从民族文化发展角度看，贵州有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着眼当下，面向未来，“民族文学周刊”承载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希望“民族文学周刊”持之以恒地开办下去，推出更多民族作家的作品，更多民族题材的作品，发现更多的年轻作者，推出更多少数民族文学作者，推动多民族文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而且，《民族文化周刊》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学的一个传播平台，也是全国民族文学的传播平台。对于推动中国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贵州民族报》记者 吴茹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