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御史安维峻等京官60余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菜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诞妄性威,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廷,绝不能伤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安维峻们预计,若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故建议将丁汝昌即行开缺,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攉汉纳根为海军提督。命新提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显然,这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的北京言官们是很富有想像力的。但这种被称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监察制度,同样不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28日,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蒽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12月12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玙以贻误军机将领明正典刑。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他以捐资正八品的县丞出身,竟然做到从二品的巡抚,这在当时堪称凤毛麟角,全凭“忠直”出名。这一系列的参奏,引出17日皇帝发布上谕,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8日,皇帝又命李鸿章详细遴选,奏保海军统帅,并提出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李鸿章考虑。20日,李鸿章回奏,以为三人均不合适。21日,皇帝进一步通知李鸿章,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着刘步蟾暂署,着李鸿章遴员保奏。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迅速起解。
消息传来,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宜、刘超佩,海军刘步蟾暨各舰管带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和督办军务处,恳吁挽留丁汝昌。理由是临阵易将,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23日,皇帝再谕:“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在向威海传寄这一谕旨时,附作说明:“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 勿急交卸。”他的这一解释,恐伯是某种幕后活动的结果,但到此时,也确实难以挑出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了。
此外,还需对舰队其他人事问题做出安排。林泰曾死后,“镇远”管带暂由副管驾游击杨用霖暂行护理。杨用霖,字雨臣,福建闽县人,17岁投入“艺新”炮舰,随管带许寿山学习英语、枪炮之学,靠苦心钻研、掌握业务而得晋升,英语和驾驶技术均极出色。琅威理誉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严复称他日后必为海军名将。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镇远”管带为左翼总兵,循例当由此时军阶最高的中军右营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升任。而上谕却指名“平远”管带李和,说闻他“练达出色,且赋性忠勇,如果属实。即可调充‘镇远’管带,以期得力”。李和是广州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在同学中不算出色。1889年授后军前营都司,管带“镇南”炮艇,旋任“平远”管带,在黄海大战中表现还属勇敢。但是,且不说从都司擢至总兵是连跳四级,就凭他朝中有人保奏,已使李鸿章十分不悦。因此,最后仍定杨用森暂时护理,俟事机稍定,再择人简放。这样,既显示破格使用,鼓励士气之深意,又把对李和的任命撇在一边。
12月8日,徐建寅奉旨抵达威海,9日往刘公岛查验北洋海军,10日返回烟台。他本是参与订购“定”、“镇”诸舰的当事人,又翻译过《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海军著作,所以同丁汝昌讨论战守机宜,舰艇机窥,皆深知要领。丁汝昌请求将他调派威海,或派留船,或为提督帮办,或为监战大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建寅又被皇帝召回北京,担任督办军务章京。他回京后,对于所考察的北洋海军主要军官写出了如下的评语:
“定远”管带刘步蟾:“言过其实,不可用”;
代理“济远”管带林国祥:“人尚可用,操守难信”;
“来远”管带邱宝仁:“奸猾不可用”;
“靖远”管带叶祖珪:“朴诚可用”;
“平远”管带李和:“朴诚可用”;
代带“镇远”杨用霖:“朴诚可用”;
“广丙”管带程璧光:“尚可用”;
“康济”管带萨镇冰:“朴诚可用”;
“威远”管带林颖启:“尚可用”。
我们不知道徐建寅这些评价的依据,却从他的评语中,打开了观察北洋海军将领的一扇窗户。在这番紧锣密鼓的人事考核和调整中,威海卫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来源:《龙骑飘扬的舰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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