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赵匡胤的刻石铭誓主要有哪三条？
宋太祖的刻石铭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足以使后人刻骨铭心的事；也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措。透过这一举措，赵匡胤温厚的个性表现在了整个赵宋王朝的政治上。而这一举措，也恰恰给后来的执政者足以受用的启示。赵宋肇始时，宋太祖赵匡胤曾在一石碑上（一说为铁块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训誓言，作为子孙必守的规矩。此碑藏于皇宫太庙的密室中。誓碑规定，宋朝的历任储君，在即位之前，都必须到密室中，拜读背诵这份遗训誓言。不过，这份遗训誓言为绝对机密，除了特定宫中人士之外，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只至后来金人打败宋朝，占领皇宫时，才在太庙的密室中发现这尊石碑的存在，宋太祖的刻石铭誓也才由此流传开来。也由此证明，宋太祖的刻石铭誓，决不是为了收买民心而作秀的。
南宋陆游在《避暑漫抄》一书中，是这样记载刻石铭誓之来历的：“艺祖（宋人对赵匡胤的尊称）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之，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吕）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也就是说，誓碑记载的内容除了有对拜读誓碑的要求外，主要为下列三条：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仅从柴家子孙与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旧党争当中失势的官员并没有被杀，还可能会随着政局的演变由罢黜而回到中央这两点，就可以证明誓碑的真实性以及宋朝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遗训。
按照以往的惯例，一个新王朝建立后，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不管这个王朝是拼杀出来的，还是流血政变得到的，亦或是和平演变得到的，都恨不得把前朝的皇族一律斩尽杀绝。但赵匡胤没有这样做，他对拱手相让的后周柴氏母子及其家族给予长期特别优待，对柴宗训封以爵位，长期养起来，而且言而有信，长期认真执行。《水浒传》中说到的柴大官人小旋风柴进，就是后周柴氏皇族子孙，因为持有“丹书铁券”，所以还享受某些特权。这比历史上许多失国皇帝的后代被杀得断子绝孙，就要幸运得多了。
赵匡胤给后周柴氏留后路的作法，赢得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好感，都认为他为人宽厚，这对他以后解决别的问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一个新生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把前朝的重要人物，当成“反革命”来镇压，决不是什么好办法。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个誓言，给文臣以最大的保障，你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绝对不会搞被杀头的“文字狱”，最多被贬官，流放了事。这是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兵权后，给文臣治国创造的最宽松的内外环境。除了南宋的赵构破了戒外，赵匡胤的子孙确实也遵守这个誓碑遗训，真的没有杀过一个政见不同的文臣。赵匡胤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一个皇帝至上的封建专制王朝，赵匡胤能做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代明君。在中国的历史上，宋代的礼遇文臣最为突出。
除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外，大宋朝廷还给文官以优厚的待遇，即如今所说的“高薪养廉”。在职时，不用为生活发愁；致仕（退休）后，也有妥善安排。正因为宋代鼓励读书人讲气节、重人品；也正因为宋代一贯严惩贪污，屡次大赦都不赦贪官。所以，比较而言，宋代的大贪官就比别的朝代少得多。
由于战争停止，社会安定，政策宽松，生产发展，全国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因此，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才得到普遍应用的。
两宋三百多年间，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寇性的农民造反。一些小规模的起事，居然可以用“招安”这样的特殊办法来解决。《水浒传》虽然是小说，但此书确也反映了宋代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弟兄们之中，居然有很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是不是说明，赵匡胤温厚的个性表现在整个赵宋王朝的政治上了。这也正是赵匡胤的刻石铭誓给后来执政者的启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