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皇帝继位之初，帝国总能有一些起色。说句粗俗的话，就是新修的厕所也能香三天。可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以来，似乎除了干掉魏忠贤是顺利的，其他事情干得都不顺利。
一来二去，崇祯皇帝也看明白了：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打破官僚集团的攻守同盟。
官僚集团别的本事或许不咋样，但装傻充愣和装腔作势的本事却是一流的。
想处理贪官，首先要有人证物证。但在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前提下，想取得人证物证谈何容易，韩一良和张凤翔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官场的贪腐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普遍现象。如果崇祯皇帝想拿贪腐开刀，就等于主动站在了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崇祯皇帝经过几次失败，逐渐学会了唯结果论：只要结果不好，我就收拾你们！
比如说，某官僚负责某件具体事务，如果没有闹出丑闻，崇祯皇帝就当他工作完成得还不错。一旦出现丑闻，那崇祯皇帝一定会下狠手整人。
客观地说，能把手握生杀大权的崇祯皇帝逼到这份上，明末那帮官僚足以自傲了。可他们对此还是大呼小叫的：这皇帝太没有人性了！
立下这条规矩之后，崇祯皇帝就把杨镐杀了。杨镐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初萨尔浒兵败的明军总指挥。
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自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因兵败被革职，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杀，其间足有十年，杨镐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按说，搞出萨尔浒这样一场大惨败，杨镐死十次都不够，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杀呢？主要是因为大家理解和同情杨镐，萨尔浒虽然败得惨，但杨镐责任不大，对此我之前写过分析文章，今天不赘述。
既然理解和同情杨镐，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呢？主要是因为萨尔浒败得太惨，虽然杨镐责任不大，但总归是一个合格的替罪羊，所以就一直关着他。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杨镐呢？主要是为了替自己那套“唯结果论”的工作方式立威。想找茬杀一个在位的官僚不太容易，杀一个已经失势的官僚还是不难的。
换言之，崇祯皇帝用这种方法向官僚集团集团示威：我不管杨镐是否委屈，我也不想知道萨尔浒兵败的详情，我只知道萨尔浒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个家伙是总指挥，就该付出代价。
从官场潜规则来看，杨镐的确罪不至死。但崇祯皇帝被官僚集团收拾了好几次，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找一个软柿子捏，这只能算杨镐的命不好。
杨镐的死，总会令我联想起熊廷弼。两人都是被关了很久，却突然被杀，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虽然熊廷弼之死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但被关押三年之后，皇帝的杀意早就衰减了。可当魏忠贤和东林党斗起来之后，由于东林党曾为熊廷弼的罪名奔走，所以魏忠贤打算利用这一点打击东林党，顺手干掉了熊廷弼。
崇祯皇帝的这种工作方式的确简单粗暴，但如果他连这条底线都把握不住，那整个国家都会变成贪官污吏的乐园。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兵临北京城，这下可把崇祯皇帝吓得够呛。等后金退兵之后，崇祯皇帝开始追责了。
在说后金兵临北京城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某国打算修建堤坝，成本估算在一百万两白银左右。可工部经过核算，给出的成本是二百二十九万八千六百七十两五钱白银。皇帝一看这个数字有零有整，说明工部的确经过了细致的工作，不然他们直接报个二百三十万两白银就行了。也说明工部的官员非常廉洁，不该拿的钱绝对不伸手，好样的！
可结果呢？一场暴雨过后，堤坝直接被冲垮，下游的百姓死伤无数。事后追责的时候，发现就是工部官员的问题。
工部官员考察现场的时候，发现这里几十年没有下过暴雨了，堤坝没必要按高规格来修，少花点钱就行。可没想到，堤坝刚修好没多久，就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暴雨，豆腐渣堤坝自然被冲得七零八落。
话题回到崇祯二年，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的事，其背景和上述事件大同小异。
按照规划来看，政府对于北京相关地区的安全投资一定不会少，可落到实处的投资却相当少。理由很简单，北京相关地区近百年没遇到过兵灾，负责防务的相关官员，和上述故事中的工部官员一样，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一块的工作可做可不做，反正不会出事。
可上述故事中的工部官员，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暴雨；负责北京防务的相关官员，遇到了后金兵临北京城。
很多投资，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一到关键时刻就显示出重要性了。
比如说，后金大军深入长城好几天之后，北京才得到边防警报。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边防警报是谁负责的？兵部尚书倒霉了。
比如说，北京匆忙进入战备状态之后，城防出现各种缺陷。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城防工作是谁负责的？工部尚书倒霉了。
比如说，在内外一片混乱的环境中，竟然出现了上百名囚犯越狱逃跑的事件。在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立刻开始追责，看守监狱是谁负责的？刑部尚书倒霉了。
上述三项工作都是好追责，但后金入境的责任就不好追了。
崇祯皇帝大发雷霆：你们统率二三十万大军，十多万匹战马，一年消耗军费数百万两白银，竟然让敌军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蓟辽督师袁崇焕率先申明：我主要负责防守宁锦一线，敌军并不是从宁锦一线进来的，与我无关。
对于袁崇焕的这种表态，北方各镇的军事长官并不认可：国家把主要军费都用于宁锦一线，我们这边防守自然薄弱。
再者，国家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宁锦一线，却依然没能阻止后金大军入关，可见固守宁锦一线的战略是错误且无意义的，袁崇焕不负责，谁负责？
如果按照崇祯皇帝过去的施政策略，那必然是被这帮人吵得头痛，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一次，崇祯皇帝是铁了心的只看事实不问结果。
因为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一事。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死于狱中）、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后来被遣戍边卫）、刑部尚书乔允升下狱（后来被遣戍边卫），蓟辽总督刘策下狱（后来被杀）、蓟辽督师袁崇焕下狱（后来被杀）。
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诏居益代凤翔。——《明史》·卷二百六十四·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明史》·卷二百五十四·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策偕孙承宗招使还。明年正月与总兵张士显并逮，论死，弃市。——《明史》·卷二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高官之外，其他大大小小被株连的官员也有一大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大明处于网络时代，那么崇祯皇帝的雷厉风行，自然会赢得广大网民的一致称赞：这才叫“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可由于大明并未处于网络时代，所以崇祯皇帝的雷厉风行，自然引得官僚集团怨声四起：这才多大点事？不过就是被后金抢劫了一把，北京安然无恙，你居然抓了一票高官下狱，这都是临时工的责任呀！
谎话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传得久了，就会变成真理。后世读者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崇祯皇帝这一招有多高明，他们的论点主要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的都城修得不合理，永乐爷（朱棣）当初选北京有他的理由，但现在北京距离后金太近，已经不适合做都城了，这次被后金打到城下就是明证，与官员无关。
其次，崇祯皇帝的领导出了问题，你无法改变贪腐现象，才出现了这么多纰漏。就因为你当皇帝的无能，所以谁当工部尚书都整不好城防，谁当兵部尚书都弄不好边防，谁当刑部尚书都管不好囚犯，谁当前敌统帅都只能背锅。
就算这些人一时失职，可他们都是能力一流的文臣武将，大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还要杀掉这些优秀人才。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怪你崇祯，活该你亡国！
如果孤立地看待崇祯皇帝这种管理手段，的确令人不敢恭维。可问题是，崇祯在与官僚集团博弈了几轮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如果讲道理有用，崇祯皇帝自然愿意讲道理，毕竟从名义上讲，大明是朱家的国。可就是因为连续的失败，崇祯发现：如果光动嘴，自己绝不是那帮官僚的对手。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治国。否则，这个国家真要变成贪官污吏的乐园了。
许多人在非议崇祯皇帝的残暴和刻薄时，通常是建立在官僚集团尽心尽力工作的前提下。如果官僚集团真能言行如一，那么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自然是残暴而刻薄的。
可问题是，官僚集团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吗？显然是没有的。不夸张地说，把大明帝国县级以上官员抓起来全部枪毙，也不会有几个冤死鬼。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大环境中，崇祯皇帝自然只能问结果不问过程。这种做法很过分吗？我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之所以会对崇祯皇帝表示不满，主要是因为袁崇焕也被关押，之后更是被杀，认为崇祯皇帝中了后金的反间计。
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袁崇焕被杀并不是孤立事件，蓟辽总督刘策也被杀了，他是不是因为反间计而死呢？还有兵部尚书王洽，他又是因何而死呢？
崇祯皇帝这回是标准的大范围杀伤，绝不是针对袁崇焕一个人的。但就算崇祯皇帝如此狠辣，整个官场在经历了最初的惊讶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依然是消极且麻木的，一旦出了问题，宁愿自杀也不愿迎合皇帝（比如说梁廷栋和张凤翼）。
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凤翼卒。逾旬日，廷栋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栋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崇祯皇帝折腾了半天，却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