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敲碎：一个被虚无化的过程
“敲门”的细节在小说的第二、第三部分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前门关着的时候，大家都想来看他， 现在他开着一扇门，且别的门也都整天敞着却再也没有人来了，而钥匙就在门外插着。”无人问其门，门也就形同虚设，失去了意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破门而入，飞来横祸的情节是常有的事，例如《审判》中的约瑟夫*K，但格里高尔却是最为典型的。此处， 门的丧失不仅意味着格里高尔社会价值的丧失，更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危险。因为在虫豸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无价值的人处在危险之中，这危险在于他的存在将被他者虚无化。一直以来家人关注的只是格里高尔的工具性存在，而格里高尔一旦失去工具性这—重要形式，即使他拥有丰富的人性、善良的心灵， 也不能使他作为人被接纳，而只是无用的废物。所以失去工具性的格里高尔，正处于“做奴隶而不得” 的境遇。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表现的就是格里高尔 的存在被“他者”虚无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 “敲碎”与“改写”的过程，并相互深化：“敲碎”即破碎其“环境——身体——心灵”；“改写”即由“人”到“害 人的怪物”的称谓变换。“敲碎”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苹果”为代表的物质暴力形式，它敲击的是格里高尔的物质生存空间和身体，导致了格里高尔身体的残废、瘫痪与生存空间的进一步狭窄化、肮脏化；一种是以“话语”为代表的精神暴力形式，它敲碎的是格里局尔的心灵、生存意志。
格里高尔门的被敲开与身体被砸进一枚苹果， 是同一种侵犯模式，都预示着他的“长此以往，人将不人”。妹妹对他的垄断式“照顾”实质是一种入侵行为。她肆意地扫荡格里高尔的私人空间，并对他的生存环境进行着“改写”。她每次充满厌恶地匆匆地来去，并把房间弄出极大的响动，像地震了一般。 格里高尔对这样的声响充满恐惧，备受煎熬。此间他还要严严实实地躲藏到沙发下面，不能被看见，这使他倍感憋闷、窘迫。打扫的事情渐渐由敷衍了事到不闻不问后，妹妹还专横地阻断母亲的对格里高尔的照顾。这直接导致格里高尔的生存空间恶化，并失去被改善的可能性。格里高尔变得饥饿、肮脏， 并被剥夺了亲情的温暖与沟通。接下来，她掠夺式地搬空他房间的一切家具：书桌、画像。这无疑使得格里高尔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地贫困化。因为这样一来，那间本来属人的“房间”也就变成了动物的“洞 穴”了。搬空房间的实质是对格里高尔残存的人类记忆的清除与覆盖。妹妹是在无情地把格里高尔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连根拔去，而归入到动物的行列。麻木的格里高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死死地抱住了画像不肯放开。但抵抗是徒劳的，最终房间还是变成了洞穴。母亲晕倒，格里高尔想爬出去参与到家庭事务中，结果父亲用苹果敲碎了他的身体。这是对废弃工具的愤怒，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敌意。这次敲打使他彻底处在瘫痪的状态里，就连最为卑微的爬行的快乐都被取消了，形体破碎，曰渐干瘪。再后来，洞穴被变成了杂物间、垃圾间，就这样格里高尔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狭窄化、肮脏化。 这一切也象征性地预示着格里高尔在家人的心灵空间中也正曰渐由实存被改写为虚无。
家人的“话语”作为精神暴力形式，直接作用于格里高尔的心灵世界，并带来他最后的死亡。当妹妹的小提琴响起时，格里高尔作为人类的美好记忆再次被唤醒，于是他挣扎着爬了出去。但他为此得到的是致命的打击：房客的责难，父亲的愤怒，妹妹的哭闹。一股强大的拒斥力量将格里高尔拒斥于人类之外。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都不再有他的立锥之地。这次他连垃圾间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格里高尔爬回垃圾间时，“他刚一进屋，房门即刻就被关上， 闩得很严，还上了锁。“闩”与“锁”是一种彻底的弃绝行为，仿佛是在盖上所罗门王的封印要把“魔鬼” 永久的封闭在死亡之门里一样。
一定得把他弄走……你只需设法摆脱它还是格里高尔的念头就行了……他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 假如他是格里高尔，那他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 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那样我们固然没有了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可你看这头怪物，他紧随我们不放，他在害我们，赶走房客，显然想占据整套住宅，让我们到大街上过夜从房间的洞穴化到认定他为“害人的怪物”， “改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清除过程。在做足了铺垫后，在此妹妹最终完成了对格里高尔存在的虚无化。 妹妹竟然精明到只用一个“念头”就“蒸发掉”一个人的存在——把格里高尔的存在从家庭生活中连根拔去，清除干净。在萨特的戏剧《禁闭》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别理她……她不算数！ ”格里高尔也正是被这样一句“他不算数了”置于虚无之中。这就是萨特说的“地狱，就是别人”。这种以“念头”杀人的荒诞逻辑被“妹妹”演绎得精妙绝伦。她想要证明 “格里高尔不是格里高尔”。“他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 ”他不是格里高尔，那么他被弄走除掉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他是格里高尔，他就必须做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自己消失，否则他就不是格里高尔，而是会害死我们的怪物，应该被弄走、除掉。这个逻辑表面上无懈可击：因为“他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 ”所以 “一定得把他弄走”，但其真实的逻辑是：因为“一定得把他弄走”，所以“他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 ”这明显是一种因果倒置、执果索因、有罪推定的论证逻辑。在这样地逻辑推演中格里高尔由“家庭成员”的身份被成功“改写”为害人的怪物。妹妹的话语与行为彻底敲碎了格里高尔的心，敲碎了他的生命意 志——他决定像家人们“意愿他”的那样死去。格里高尔的自绝行为证明了他确实还是格里高尔，是一个善良的“人”。小说结尾处“他多瘦啊”、“身体扁扁的贴在地面上”，这就是所有的“敲”完成的最后结果，再没什么可敲榨的了，于是他被彻底敲碎、被装进纸盒箱，扔进了垃圾堆。格里高尔的一生，仿佛—次在肠道中的旅行：食物一消化一废料一排泄。
卡夫卡对敲门细节的设置是意味深长的，它让我们透视到格里高尔可悲的生存境遇。在一个庞大而异己的社会体系中，格里高尔就像是一个被放在榨汁机里的甜橙一样被娴熟地压榨干净了。正像福柯说的，“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 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在社会强大的权力驯化体系中，所有的人都很难逃脱“被变成小爬虫”的命运。“变成甲虫” 一一格里高尔不是第一个也远远不是最后一个。 卡夫卡在小说中对读者做出了预言，“格里高尔试图设想，类似他今天发生的事，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这位协理身上；说实在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卡夫卡想说的是：当整个的社会环境虫豸化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现代人都无法摆脱“格里高尔一一甲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