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马背民族喜欢的乐器
本文作者 倪方六
这篇文章来聊一件乐器——从古代丝绸之路上传来的的琵琶，这是我北晚专栏“一代一路钩沉”的专题文章，这里摘其部分。
（甘肃嘉峪关魏晋砖画墓出土砖画“奏乐图”，左弹琵琶，右吹胡笛）
琵琶是古丝绸之路带来的、有重要影响拨弦乐器之一。据乐史，琵琶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发明的。东传西域龟兹后，再传中原。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上已有“枇杷”条：“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释名》对琵琶得名的解释不一定正确。现代学者研究，古梵语称琵琶为“Bharbhu”，读音与“琵琶”十分相近，或源于此。琵琶因出胡中，中原人又称之为“胡琴”，所谓“对牛弹琴”之琴，实应是指琵琶。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唐墓出土琵琶（明器））
说到成语“对牛弹琴”，我这里顺便多说几句。此成语源于东汉人牟融的《牟子理惑论》一书，讲述了战国时期公明仪为牛弹奏乐曲的故事：“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大概意思是，公明仪为牛弹奏一首名曲《清角》，但 牛只顾低着头吃草，像没听见一样。为什么？不是牛没有听见，而是牛听不懂，不适合牛的耳朵。意思是道不同不相谋，对不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纯是浪费时间。
公明仪这个人确实存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便提到这个人，他复姓公明，名仪，鲁国贤人，曾子的学生，懂音乐。但是古籍上从没有记载过他对牛弹琴的事情，其故事是东汉人牟融编出来的。牟融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是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牟子理惑论》是一本讲佛学的书。
（对牛弹琴塑像）
牟融的时代正是开始佛教东传的时候，为了让信奉儒学的儒生信佛，他往往拿《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段子来说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编讲了“对牛弹琴”这个故事。而其时琵琶也东传而来，佛教圣人多用琵琶奏乐，西域许多佛教壁画上多是“弹琵琶”形象就是这原因，牟融所说的“琴”，意指“琵琶。
再说，先秦时候的琴都是摆在案上弹奏，既大又重，不方便对牛弹琴的。
（这是恶作剧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就扯到这，言归正传说琵琶。
早期汉语将琵琶写作“批把”、“枇杷”、“鞞婆”。既然称“批把”，为何又写作“琵琶”？魏晋时，文人间流行弹琵琶，就是这时，取“琴”、“瑟”等乐器之字形和“批”、“把”之读音，创造出了新字“琵”和“琶”，从此这种乐器定名。
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琵琶，在南京东晋古墓中发现的多个砖印“竹林七贤”壁画，阮咸都是“弹琵琶”形象，后人干脆用“阮咸”或“阮”来代指琵琶，琵琶别称“阮咸”就是这么来的。
琵琶有直颈与曲颈和四弦与五弦之分。其中的直颈琵琶，一说是在中国本土乐器鼗（俗称“拔浪鼓”的长柄摇鼓）发展起来的，由秦朝时修北方长城役夫所发明，故俗称“秦汉子”，阮咸弹的就是直颈“秦汉子”，又称“秦琵琶”。
（唐天宝四年苏思勖出土壁画“乐舞图”中正在演奏的乐队：左侧两排6人，前3分执琵琶、笙、铜钹）
另据西晋傅玄《琵琶赋》，汉武帝遣乌孙公主刘细君和亲，远嫁乌孙国王，为让她在道上不寂寞，令乐工“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这种乐器可称“汉琵琶”。
丝绸之路传入的是曲颈琵琶。唐杜佑《通典·乐四》“丝”条称：“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曲颈琵琶是马背民族喜欢的乐器，俗称“胡琵琶”，因为最早从西域龟兹国传入，又称“龟兹琵琶”，很适合骑行时弹奏。
（新疆克孜尔第69窟公元六世纪奏琵琶图）
正是这样，琵琶才成为古丝绸之路沿途最受欢迎、也流行的乐器之一，唐朝边塞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经传入盛行“雅乐”的中原，因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并不复杂的弹奏方式，很快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到隋唐时，琵琶成为当时燕乐乐队中最主要乐器，产生了一批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琵琶独奏曲，如《凉州》、《薄媚》等。
当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以弹琵琶为时尚，军人也把弹琵琶当成一种寄托。唐朝诗人王翰的名作《凉州词》写的就是情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新疆克孜尔第77窟公元七世纪奏五弦琵琶图，现藏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
明朝诗人王世懋《华夷呼市》诗写得更到位：“大漠高空寂建牙，两军相见醉琵琶。天闲苜蓿多羌种，胡女胭脂尽汉家。”
而琵琶能在隋唐时兴起，与帝王的喜好有很大关系。琵琶很受北朝贵族喜欢，如北齐幼主高恒就酷爱弹琵琶。据《北齐书·幼主纪》：“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时人因此送了他一个“无愁天子”外号。
（隋文帝杨坚帝王像）
隋文帝杨坚也是音乐发烧友，未当皇帝前经常抱着琵琶弹。此即《隋书·音乐志下》所谓：“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隋文帝不仅琵琶弹得好，还能写琵琶演奏词曲，他最得意其中抒发夫妻情的《地厚》、《天高》二首，称帝后定为“房内曲”，令女音乐人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