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种寂寞的行走
在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谈创作，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曾经，那些写作者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关于作家的价值与尊严，作品的阅读与批评，评论家的真诚与严肃，仿佛过山车一样，在新的世纪成为童话。而一部作品吃一生的奇迹，迅速被一首歌唱一生的歌星替代。除了网络作家那惊人的分红使不少人眼羡，在圈子内外，传统作家的作品很难再引起国人普遍的关注。而传统作家有多少人在读网络作家的作品？网络作家有多少人在意作品的社会价值？无论是哪一种作品生产，又有多少可以在社会上流传？发表一篇作品与十篇作品，出版一部书与十部书，仿佛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红包诱发的评论，没有圈子弥漫的私语，没有哥们姐们散发的友谊，作品仿佛如一秋的草木，风过不留痕，雨打不遗迹。2013年我在《芳草》杂志上发表了历时五年之久写成的长篇小说《穿越苍茫》，除了领了两万多块钱的稿费和一个在国外作访问学者的陌生评论家和她的学生写了一篇评论，一切悄无声息。而这个长篇，我蕴酿了十多年，对我们家族家庭、对我们故乡革命和红四方面军的传奇进入了深入研究。但没有预期中的反响却令我警醒：我曾长期想迈入专业作家的行列，这个队伍是不是还有当初吸引我的那股动力？因此，作为一个有着近三十年写作经历的“作家”，当别人在考虑写什么时，我仍在对自己的写作产生疑虑：究竟，我们为什么写作？
我不知道。我仅知道，写作让我充实，不写让我失落。写作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彩，充满期望，从而也从笔下的人物或情感表达中，体味到一种农民在庄稼丰收后的喜悦。或许，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写作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有些人天生喜欢四处旅游，有些人喜欢吃喝玩乐，还有些喜欢抹牌赌博一样。在当今这个年代，如果还有人在各种场上介绍你是一个作家，人便有了天然的窘态，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所幸我们遇上了明君，大刀阔虎地开展“四风”整顿，让饭局变得越来越少的同时，交往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圈子越来越窄，你不会再看成是某种出自需要的标签而被当成一道菜品来介绍。我始终认为，写作者的行当 在今天可能未必算得上高尚，但也从来没有低贱与卑微。有人当作爱好，有人当作职业。无庸讳言，还有一些人纯属玩一把，或是在浪费精力与资源。
多少年来，我对那些真诚的写作者充满敬意，就像我对发表过自己文章的杂志和杂志辛勤劳动的编辑充满敬意一样。为了写作，我们曾经怎样付出过的艰辛，真的不足与外人道。我特别佩服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同行者，他们对写作的热爱超出了一切生活物质的诱惑，因此他们在城市中漂泊，成为我们眼中的异乡人。而当初，其实我也是城市边缘的过客，个中滋味、冷暖和甘苦自知。但我得感谢，正是因为写作，才给了我前行的勇气与后来的机会，使在我另一种完全迥异的文风中，不时停下来感谢造字的仓颉养活了我们。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将祖先传下的文字运用自如的话，写作仍然一种不要任何背景与关系可以活下去的营生。无论你怎样寂寞地行走，却总会走得踏实、充实、朴实和诚实，并且尽量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就像我们，从当初的文学青年转眼人到中年，时常面临着人生之路的考验一样，文学给了我们最初的理想和萌动，给了我们真诚、善良和美好，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坚守着做人最本质的东西。写作，也因此让平乏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它让我知道，我和周围的人甚至以往见过没见过的人，还有无数的后来者，都曾活着，而且是怎样的活着。
谈到创作，我始终认为没有什么决窍可言，只要把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就是了。我个人的写作内容大致分为三块，一块是新疆当兵的生活，一块是对故乡红安县将军们革命的沉思，还有一块是进入城市后的机关影像。我是从兰州军区走出来的，25年前，我在新疆是一名汽车兵，火热的军营生活与那块地域的色彩交炽，对于一个看惯了花红柳绿的南方兵来说，一切都是好奇的。特别是我们作为汽车兵，像一座流动的沙丘一样，穿梭于天山南北，见证了那块神奇土地上演的一切。西北戈壁、高原与大漠的粗犷、豁达、辽远、包容以及无边的寂寞，使我从一个南方的学生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大漠边关的冷月与高原的金戈铁马，加上那些催人泪下的边塞乡思之曲，让我经常坐在苍茫的大地上沉思。我后来发表的多部重要的作品，都是写新疆生活的，而且时间愈久，回味愈香。在进入城市后，我几乎把新疆经历的一切人事写了个遍。那些战友的喜怒哀乐、苦辣辛酸，以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随同那块土地融入了我的血液。有时，我想起那些如今多数不知所终、作鸟兽散的战友们，以及自己在茫茫的戈壁雪野上独自跑步的情景，经常是眼睛湿润。我写的多数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干部与战士的坚守。我认为日常生活的书写，其实也是英雄的另一种反映。在军人们长期枕戈待旦没有战争的日子，闻鸡起舞也是一种临战状态。作为军人的本身，基层也面临着许多生活的窘境与无奈，而人性的光辉，使我在多年后回眸时，仍为“太平官与和平兵”们的付出与坚守，感受到内心的悸动与感动——青春时，我们为了理想，曾经那样走过，曾经那样爱过，也曾经那样失落过和幸福过。无数次告别的泪水，洗涤了我们内心的杂念——军营最终成为穿过军装者共同的回忆。回忆美好、苦涩而又忧伤，我写他们，就是为了记载我们共同洒过汗水与泪水的经历，它让我们长大，并且见证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在此，我要感谢《西北军事文学》对一个离开那块土地的老战友关心。我要感谢原来的主编任真，他曾编发过我的《机关吹阵凉凉的风》，发表后迅速被《小说月报》选载，那时我刚从天津调入北京城，当年看小说的人挺多，单位便觉得原来天天写材料的我，还会写小说——其实当时在机关我整天就是写材料，还被同事们称为“劳动模范”。小说，也一直是在业余时间躲着写的。我要感谢我的好兄弟——著名诗人马萧萧主编，读高中时我的手抄本上，全是他在《春笋报》上发表的诗——那是一个多少激越美好的时代啊，作为偶像，萧萧的诗曾引诱着我走上了后来背着诗歌流浪四方的生活。再后，我在全国青创会上邂逅了一样拥有传奇经历的萧萧，已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那个冬天的寒夜，古老的首都城，见证了我在深夜开车拉着他满大街买手套给人当生日礼物的故事——而他，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年轻作者的愿望，这让我看到了萧萧内心深处的善良。再后，我多次找萧萧给刚生的孩子取名字，吹嘘他对传统文化的博学，他也来者不拒，分文不取。正是因为与萧萧的这种渊源和友谊，我曾先后两次从别的刊物撤稿。
一次，我应约写了《机关楼》，发给萧萧一直没回音，我以为他没看上又不好意思讲，便给了《人民文学》。等《人民文学》编辑回信说要刊登时，我给萧萧打电话，他说《西北军事文学》已送厂了，肯定要登，我只好让《人民文学》撤稿。好在对《人民文学》编辑几经解释，才洗脱了一稿多投的嫌疑。还有一次，我将军校刚毕业时写的中篇《瓜熟蒂落的日子》，应约给了另一家大型文学刊物。那家刊物可能因为人事变动，一放就是一年，我以为不用。于是，当萧萧有天短信向我约稿，我便把稿子给了他。一个月后，他说用。我说好。没想过几天，接到那个大型刊物刚上手负责执行主编来电，说稿件已编排。我记不清给他们投过哪篇稿件，便回电问。他说是《瓜熟蒂落的日子》。我说，都一年了，我以为你们不要，给马萧萧了，赶紧撤吧。好在与那个大型刊物的执行主编年轻时便相熟悉，他高雅开阔，不曾怪罪。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文学在时代中怎样没落，无论文人在时代中怎样异化，而作者与编辑和刊物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当编辑与作者之间有了默契时，无论大刊小刊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信任，这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东西。有一次，我在一个进修班学习时得知，本班有位同学是曾帮助过萧萧当兵那个好人的女儿时，我一下子与她感到特别亲近。只要她在场的饭局，从不喜欢喝酒的我，总是在泪眼中把自己灌醉为止，名义是代萧萧敬她一家，实质是想起曾经的苦难生活。因为我心中懂得，作为写作者，我们都经历了怎样迂回曲折的道路，才有幸拥有了今天的幸福。
我们把那类帮过我们的人称为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善良、大爱与帮助，我们才拥有了写作的源泉，才真正悟到了生命本来的意义。而如何写作和怎么写作，在此时显得并不重要。它只是一种表达我们内心思想的手段和方式，因为真实的生活，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它总会一年四季如期而至，发生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抑或狂风暴雨孤独无助，抑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